梁官村

梁官村，相传原名麓台村。后因本瀛村梁当过总督，故改为梁官村。行政上隶属山西省平遥县襄垣乡，位于平遥古城东北方向约15km处的平川上，距祁县古县镇东城村近在咫尺，村内交通发达，出入方便。土地总面积约4700亩，耕地面积4200亩，居民530户，人口1736人，人均收入约4700元。

农作物以小麦、玉米及各种豆类为主。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为梁官的明天储备了大量的人才资源。

我村人杰地灵。从古到今，梁官村一直都重视教育，也培育出了许多优秀人才。据考证，我村是平遥县第一个出版“村志”的村庄。而且是一个县令村，据平遥县二中校长梁广英同志《家谱》记载，仅元、明两代，梁族中任过县令的达18人之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村不仅有梁官小学、襄垣乡办二中，今年还应学生家长的请求成立了慧苗幼儿园，聘请有经验的教师来教孩子们，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帮助下，我村每年在中考、高考中的达线率在我乡各村中名列前茅。

我村民风淳朴，村民团结，近年来未出现大的安全事故和重大刑事案件。今年又在上级的帮助重修了大队。村里还集资重整了保留下来的古建筑。村里还保留下部分古民居，但已不多。

梁氏家族祖籍陕西眉县，北宋末年迁到平遥梁官村。金末，四世梁瑛降蒙，被封五路万户，子孙承继，成为平遥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后由武转文，明清时期成为科举世家。梁家从元到清，曾进行过修建家佛堂、建家庙、修族谱、修祖坟等宗族建构活动，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宗族组织化建设的最高峰。

军功起家

梁氏在平遥的祖居地是梁官村，位于县城东北方15公里处，原名叫凤凰村，也叫麓台村。据说是由于金元之际村人梁瑛功勋卓著，梁家后人世代为官，所以被更名为梁官村。据说，当时村民筑土堡墙，梁瑛曾发动士兵背土支援，并修东、南、北三道门。门用铁皮、铁钉包裹，是防盗、防匪的重要军事设施。梁官村现属于襄垣乡管辖，属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适宜农耕。

平遥在宋、金、元之间，出现了许多武将，光绪《平遥县志》记载：“宋金元之间，此邦号为极盛，英才崛起，如李帅彦哲、梁五路安定、杜沁帅。父子兄弟祖孙爵列公侯，冠盖节钺，动名烂然。一时鼎力，起家率多武贵，或亦山高水长，地气使然，非偶也。”其中的梁五路安定就是说梁官村梁瑛家族。据家谱记载，梁氏始祖名梁显，是“西雍平阳县槐芽村大族”，宋季因山西地广人稀，迁徙而来。梁显长子名梁颜，奉旨迁于平遥县梁官村，世居村西头。梁显还有一子名梁俊，寓居文水县梁家堡。梁家在金代是读书人，梁颜之子梁秉钧“自幼治书”，7“好施与，乡人以长者称之”。生有七子，长子梁瑜，“其性行亦纯厚，其貌魁然，二十四岁为本邑令，宽而有容，未尝见鞭竹棰及于人，故合郡吏民无不隐怀。壬寅六月十二日，因疾卒于官，时年五十有八。” 根据年代推算，梁瑜担任平遥县令的时间是金泰和八年（1208年），说明梁家在迁入山西之后很快就发展起来，并且出现了地方官员。

但是，由于汉人世侯守土治理，对蒙古统治形成威胁，忽必烈即位后，便开始采取各种削夺措施，“罢世侯，置牧守，迁转河东、山西、河南、山东官吏” 世侯不能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地担任地方官，汉人世侯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但是由于元代用人选官最重根脚，这一官僚化政策并未得到彻底推行。在蒙古建国过程中立有功勋的汉军世家的子弟仍然出仕较易，始终是有元一代官员的来源之一，尤其是军职方面，地位稳固。元世祖本来规定“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总把、百户老死，万户迁他官，皆不得袭。”但“是法寻废，后无大小，皆世其官” 。

明清时期，梁家再不能以往日显赫的家世作为资本。为了延续自己的地位，实现家族的复兴，由武转文，读书考科举成为梁氏族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梁家在明清两朝曾出过许多科举人才。明万历三十四年中举的梁殿邦，光绪版《平遥县志》载入“著述之家”，称赞他为“奇才异笔” 。梁殿邦还是有名的孝子，“幼孤，事嫡母阎、生母曹，曲尽诚孝，居丧守礼，不出户庭者三年。” 清顺治十四年中举的梁潢，与山西名士傅山交往密切，傅山曾为其作《赠梁天一令临颍》的诗文。梁潢还参与了康熙十二年《平遥县志》的编纂。该县志的总纂则是梁潢的叔叔，廪生梁稚龄。《艺文志》中也收录有梁氏族人所作的三篇文章（梁槚：《何公重修庙学记》；梁潢：《重修明伦堂碑记》、《重修养济院碑记》）。书末的两篇跋文，则分别由梁潢和弟弟梁瑄所写。

虽然梁氏族人的功名并不算高，但平遥在明清两代只出过9个进士，科举事业并不发达。梁家能有这样的成就，出现数个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员，在当地已是凤毛麟角，是颇有影响的士绅家族。

梁氏族人的迁徙

如前所述，梁氏始祖梁显有一子名梁俊，居住在文水梁家堡村。与平遥梁氏相同，文水梁氏在第四代的时候声名大起。梁俊之孙梁锦阳为“大元左丞相兼征虏大将军，总督三边，五路都万户，威震四夷大元帅，敕封奥达鲁花王，谥文宪。”梁锦阳与梁瑛是同一代人，但要比梁瑛晚生很多，他在元中统癸亥（1263年）“联甲第，从顺天道左副元帅贾公同文参赞军机”，而那个时候梁瑛已经去世。梁锦阳参与了襄阳之战等伐宋战争，为元世祖出谋划策。元朝统一以后，“擢公统辖五路，顺天、东宁、太原、延安、京兆等处都元帅。” 文水梁家堡与平遥梁官村梁氏世传为同宗，从两地保存的族谱来看，也确实如此。两家在元代都为当地望族，在地理位置上文水和平遥紧邻，但奇怪的是，两地的梁氏却从未没有留下任何曾经联系过的记载。

除了文水梁氏，定居平遥梁官村的梁氏由于子孙繁衍，后人也多有迁徙。梁氏六世祖梁时中为本县长寿村忠孝坊之祖，梁时正为平遥城内积善坊之祖，梁时仁为本县侯村正道里、东安里之祖，形成了“梁氏三大支”。积善坊位于平遥城中西面，三大支中数这一支的后人最为兴旺，有功名的人最多。但从族谱上可以发现，梁氏后人在13世之前主要还是居住在梁官村，虽然从各代都有人外迁，但以第13代最为显著。梁官村梁姓在这一世代突然大规模外迁，分散到到平遥曹家堡、东郭村、西郭村、山胡村、南营村、郝村、郝洞村、东游驾村、永宁州山交镇等地。梁氏估计从那时起，就成为梁官村的小姓。据1999年的人口普查，梁官村人口为1842人，梁氏位居第四，只有112人。梁氏家谱作于乾隆十三年，是第十八代人所修，根据三十年一代来推算，梁氏第十三代大致生活在明万历年间。据康熙十二年《平遥县志》记载，万历十四年、万历三十八年，平遥都发生大旱灾，“其转沟壑、散四方，不可以数计”。万历三十二年发生水灾，“城北汾水泛涨，径入沙河，夏秋二禾尽没，农家失望”。梁氏或许就是因为自然灾荒的原因大量外迁的。

宗族建设

1、家佛堂、家庙

梁家在元代建有一座家佛堂，叫吉祥寺，位于平遥城内花园街西段路北，坐北向南，东与文昌庙毗邻：“吉祥寺在县东北，元梁万户亷访家佛堂。”对于吉祥寺的始建经过，没有留下记载。据传，因为老梁瑛功高德劭，要在梁家花园一侧建一处祠堂，但是祠堂修建得规模太大了，有人弹劾他违犯规制，于是朝廷派人到平遥来查看。老梁瑛得到消息大吃一惊，于是赶紧连夜请工匠在祠堂各殿堂塑起佛祖、菩萨诸神像。查勘的官员来到平遥一看，梁家所建的不是祠堂，是一座佛寺，大加赞颂老梁家功德无量。吉祥寺在明洪武年间重修，清道光二十（1840）又重修，规模较大，寺之南端曾有倒座的戏台和坐西向东的观音堂。寺院里还有天王殿、春秋楼，正殿以及左右配殿等建筑。清同治六年（1867），由于捻军声势浩大，平遥知县姚景元曾设团练总局于吉祥寺内。新中国建立后，为学校占用，建筑多被拆毁。

吉祥寺里还曾保存有平遥出土的唐代梁姓人的墓志：“唐上柱国梁思墓志铭，石方二尺，墓坠石出，唐贞元九年癸酉岁刻，不书作者姓字。旧志县有唐开元、贞元二碑。贞元为梁氏远祖，砌吉祥寺。”梁家的家谱上记载的始祖为梁显，北宋才迁来山西，但是梁家追认这个唐代的梁思是自己的远祖，把他的墓志铭放在自家佛堂里，“以为护持”。但是梁思碑何时出土，何时放入吉祥寺，年代无考。

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诸汗对佛教都特别尊崇，佛教在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而从留下的记载来看，梁氏在梁瑛时代，与道教的联系也非常紧密。金元之际，北方全真道盛极一时，梁瑛与清和真人尹志平关系密切。元太宗七年（1235），尹志平“西入汾晋，赴沁帅杜德泰请，……有万户梁公，久钦道价，即奉施本县清虚观。师增修粉饰，胜于往日，更为太平兴国观。是冬，平阳府李侯率僚属车马来迎，请演教于长春观。” “梁公”即梁瑛。《太平崇圣宫宣谕》记载：“今自大朝兴国以来，为本宫兵革之后，殿宇房屋全无损坏，因此有本县长官梁瑜并万户梁瑛等，经诣本府，乞改名额为太平兴国观。”梁氏族人多为全真道的门人：“清和真人画像在清虚观，后书达鲁花赤与梁、杜诸公及夫人、子孙姓名甚多。夫人皆受教，各有法名，元世之崇信道教如此。” “梁氏之盛皆其门人，余可知矣。”另外，山西在明代以前修建祠堂还比较少见，梁瑛当时是否本来是想建成祠堂，由于没有记载，也不得而知了。

除了吉祥寺，梁家还建有家庙：梁二郎庙（原址即今平遥县南大街电影院），始建年代无考，现已被毁。据说，该庙正面供奉二郎神，背面供奉梁瑛的塑像。家庙供奉祖先塑像，说明受佛教的影响很深。远藤隆俊认为，宋元时代为近世宗族时代的萌芽期，祖先祭祀的方式也以佛教为时代主流，儒教的方式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以后才明确化的。我们知道，祠堂是明清时期庶民宗族组织形成的重要标志，导源于前代的家庙制度。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举人梁殿邦曾作：《梁氏义井碑记》其中提到吉祥寺。

县治东首，南迤直抵城墙马道，旧有井焉。不知所从来，以其邻居范氏居也，传呼为范家井云。范氏诧为故物，一路邀惠，井者辄苦，傲睨色甚，至谴傲声与辘轳相和，人饮恨深矣。我梁氏以故多隙范氏。一日聚族谋曰：“奈何不义气，徒以血气为哉！日角胜捐滴，何如乞灵地脉之为计得也？”因量力捐资，易李氏基辇砖石甃义井于旧井之东北，偏工力、泉脉差胜。自义井成，而旧井几共弃之，其波及无问谁氏，范氏矣。独我梁氏便哉。我梁氏又岂屑屑自便哉？一路人心，庶几与范氏俱无物。噫，一缕之液，几何效灵？人自为力必以已出者骄人，浅何甚也。视古义浆之濡人，又当何如？越役竣之四年，议恐日益深而难溯论也，乃述颠末而镌之石。其同是义举者及赀费、基长、阔详识于左，以吉祥寺为我家佛堂，立之殿前西壁，告我梁氏后。且寺会见中兴，佛如有灵，尙点头此石，甘露我义井哉。为之颂曰：凿井兮尧天，漱玉兮寒泉。地不爱宝兮世泽龙涎，仁山慧水兮共此福田。梁氏为了不受制于范氏，自己集合族人的力量挖井。宗族成为保护本族利益的组织形式。修好之后，为了防止日久又生争端，于是刻碑记事，以吉祥寺为梁家佛堂，将碑立于吉祥寺中，让后人观看，且说：“寺会见中兴，佛如有灵，尚点头此石，甘露我义井哉。”而根据吉祥寺留下的半块残碑：《重修吉祥寺碑》记载，吉祥寺在清代重修的时候，是由梁氏族人梁彪主持，但还有尼姑参与其事，说明在明清两代，吉祥寺都还没有与佛教脱离关系，始终兼有宗族活动地和佛教场所的双重性质。

吉祥寺一直到解放前，都属于积善坊后人掌管。现在采访梁氏后人，都说吉祥寺是积善坊一支的家祠，梁二郎庙是梁氏的家庙，但从不说它们是寺庙。这说明吉祥寺、梁二郎庙越往后世，越主要地充当宗族祭祀场所的功能。但是从解放后拆毁之前，吉祥寺还有观音堂、天王殿、春秋楼等建筑来看，吉祥寺应该不只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观音、四大天王、观音等各位神灵。梁二郎庙也始终供奉二郎神的塑像。无论吉祥寺还是梁二郎庙，都是正名是寺庙，同时也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既供奉神灵，又供奉祖先，这与明清鄂东地区的香火庙类似。另外，常建华考察了明代福建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的变化，发现元代福建仙游也存在祠堂建有佛殿，佛教与祖先崇拜和平住处的现象，指出在这些地区的祭祖形式存在着一种由寺观立祠向祠堂的转变趋势。但是，梁家的祖先崇拜似乎一直没有从寺观中脱离出来，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并行不悖，寺庙与祠堂合为一体。

另外，解放前，平遥许多村子梁姓后人，尤其是积善坊一直的后人，都有到吉祥寺烧香的传统。现在梁氏重修谱牒，到各村去采访，“解放前是否有进城到吉祥寺烧香的传统”成为判定是否是梁瑛后人的一条标准。到庙里烧香，祭祀祖先，血缘认同感无疑会得到加强。同时，寺里也供奉偶像，也可以方便周边族属中的信徒，毕竟民间对佛道等神祇的信仰也很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吉祥寺起到了将分散到各个村落的梁姓后人团聚起来的作用，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

2、修祖坟

梁氏最早的坟地在平遥县梁官村，名为梁家茔，位于梁官村西北方。清乾隆年间，曾进行大规模整修。平遥东游驾村《梁氏族谱》前有乾隆十三年，“侯铨知县北和李志道”所作的序言，讲到了此事：“本朝崇忠臣义士之报，诏天下州郡振修废冢，而颜公□□□，是梁姓最族，而谋佥曰：‘此吾族吾□□□□自理之，何必费□□□国帑也，爰派赀重修一切圲表之事。’”乾隆八年，二十世孙梁恒年作《重修梁官村祖坟碑记》也说梁氏兴修祖坟是响应国家号召：“今岁在壬戌，幸逢皇上隆恩降旨，各上宪指祖名，开单查修。”梁氏老坟“肇始于宋末，记地三顷有奇”，从梁瑛开始，墓地逐步扩建，规模宏大，但由于年代久远，梁氏大量外迁，留在村里的族人又势单力弱，无人照管，到乾隆八年修坟时，已经非常破败：“后世子孙日滋繁衍，或移邻村，或迁城堡，甚有适于他邦他邑者，既不能瞻顾此坟，即近村及本村族人，亦各以势孤力微，费克整节，遂致日即残坏，旧式无存。”梁氏此次修坟，“按残谱传集族众”，但是查谱上梁氏子孙当有二十多支，修坟时却只有“时中、时正、时仁公所遗数支子孙”还能联系到。这些梁姓族人集资修坟，成丁者每人出银三钱，并且“义儿假姓一概不与共事”，历时两月，终于将老坟复原。当时坟地共有二顷二十七亩，保留有梁秉钧、梁瑜、梁瑛、梁琮、梁天翔、梁时中、梁时正、梁时仁等很多梁氏族人的墓葬。其中，元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使梁天翔墓碑，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俯所书。清康熙年间，时任平遥西河书院讲习，陕西朝邑人刘崡，曾到过梁家老茔探访古迹，发现了此碑上赵孟俯的书法，觉得非常珍贵，特作诗一首：

谒梁万户墓呈康大太乙

大元文物访平陶，系马荒坟石象牢。

绿水长鸣瀴涧细，青山不改麓台高。

感谢王博士的辛勤付出。

平遥梁氏自十三世开始从梁官村大举外迁，分析其原因，愚以为应是以下几点：一是地理上梁官村位于近平遥瀴涧河尾部，容易受到这条季节性无尾河的冲击。其佐证：一是今天的梁官村村址以下至少掩埋有两层文化层，这在村民建房过程中得以证实；二是直至1977年8月5日平遥境内暴雨成灾，长则水库垮坝后，大水沿瀴涧河一直而下，给沿岸襄垣、梁官、曹冀等村造成了极大冲击而成灾。历史上瀴涧河不定期的泛滥成灾给梁氏族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其二是梁氏家族人丁兴旺，祖居地逐渐显得局促，使得外迁有了潜在的需求；其三则是梁氏族人的财力，经济基础是根本，正是梁氏家族的鼎盛，使得族人外迁置房、买地有了经济上的保障。于是乎族人逐渐外迁而散处开来。

安子西(1906-1939)，原名廷庚，化名安道敦，字子西，梁官村人。6岁入本村塾学，12岁入县立第二高级小学读书。聪明好学，才华超人。民国10年(1921)，考入太谷铭贤中学，与郝德青、张友仁等同学经常阅读和研究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前途。民国18年，就读燕京大学。次年考入北平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斗争。

民国21年(1932)，由千家驹引荐，组织并参加了青年学生由北平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南下请愿及示威游行等活动。民国22年( 1933)2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回山西省特委先后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后与李舜琴一同发起和组织山西文化工作总同盟，并任下"社联"组织中的党团书记。同年底，调上海任中共中央驻沪招待处主任。次年9月，在上海被捕。民国25年(1936)3月，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值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张荫梧打着抗日招牌到处网罗入才，由教导团秘书、中共地下党员温健公引荐，被任为第五纵队化学教官。七七事变后，张荫梧建立河北抗日民军，安子西被任命为第十大队( 后改为民军第四团)政治部主任，活动于河南林县、辉县、淇县、汤阴一带。民国27年(1938)秋后，张荫梧在蒋介石指示下，不断率部队袭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人，积极进行反共活动。而安与大队长朱程紧密团结，坚持抗日。次年(1939)6月15日，当朱程、安子西二人率部由山西陵川路经河南北店村到民军四团团部时，突然遭到张荫梧所属五旅包围。朱程等人在部队掩护下突围，起义参加八路军，安子西为掩护战友被捕，惨遭活埋。时年33岁。

1956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追认安子西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