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册村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 南唐乡，地处翼城、曲沃、绛县三县交界处。

常册村，山西省 翼城县的一个小村庄，户数和面积都很小，地处翼城、曲沃、绛县三县交界处的交通线上，在这里生活环境优美！在这里乡村人们朴实，交通便利，晋候高速从村南横穿，全村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

常登榜：1926年生于山西省翼城县南唐乡常册村。1938年春参加 翼城县抗日政府话剧团，宣传抗日救亡。1942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党翼城南线交通站工作。1945年10月，在太岳二地委党校学习后任翼城四区区委宣传委员、副书记等职。1949年2月随军南下，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四大队三中队四小队，任队长。入闽后，历任闽侯县四区区委书记、县农会主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55年后，任闽侯地委农工部副部长、闽侯县委第二书记（中共福州市委委员）、闽侯县委第一书记（中共闽侯地委委员）、闽侯县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1965年7月参加社教工作，任平潭、长乐县社教工作团团长。1966年7月任福建日报社副总编。文化大革命中下放闽侯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后，历任莆田地区革委会宣教组第二组长、民事组长、仙游县委书记，莆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莆田行署副专员，莆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晋江地委书记、晋江军分区第一政委。1984年起任福建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福建省政协第五届常委。1987年11月离休。　常登榜祖籍山西，曾任闽侯县委第一书记（中共闽侯地委委员）等职务，是一位老战士、老共产党员。6月4日，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拜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老书记、老领导。

早上9：30，我们一行驱车沿着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的西湖大道前行，不久，在路的尽头拐了个弯就来到常登榜书记居住的小区。因紧邻西湖畔，得天时地利，虽身居闹市却少了一些喧嚣与繁杂，多了几分清幽与宁静。我们顺着来人的指引，穿过一条小径，拐了几个楼道，来到常登榜老书记的家。推开铁门，一位笑容可掬、神采奕奕的老者热情地迎了上来，他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虽然已85岁高龄，却精神矍铄。他把我们一行让进了屋里，房屋面积不大，没有豪华的装修，也没有先进的现代家电设备，窄小的客厅里只摆放着两张老木桌和一张用了十几年的双人座沙发，靠在墙角的一张老木桌上整齐的码放着一些生活必须品，干净、整洁，却显得十分简朴。老书记说他习惯了，他喜欢这种朴素。但对于记者来说，这种“习惯”，与他的身份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寒暄过后，这位亲历了共和国孕育、诞生与成长的山西籍革命老前辈，便打开了话匣子，让我们看见了常登榜一生的革命奋斗史，也看见了一个新生政权下“闽侯县”在这些“中国脊梁”们建设中确立的信念和力量。

组建话剧团走上革命道路

常册村，山西省翼城县的一个小村庄，户数和面积都很小，但地处翼城、曲沃、绛县三县交界处的交通线上，所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东往西来的主要通道中，有着独特的作用。

1936年前后，日本逼近山西，红军东渡抗日的影响扩大，由此辐射常册。1937年至1938年，当时在省城和县城念书的常册进步青年回村，在县牺盟会领导下组建了翼城县抗日话剧团。常登榜就是这时候加入抗日剧团的。话剧团演出的节目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并参与到常册的地下革命活动。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常册村护送党的工作人员和地下党工作者多达60余次，信件百余封，始终没发生过问题。常册村地下工作因此被称赞为“铁桶”。

1941年冬，根据形势，常登榜、申清溪等6人每人投资30元创办了“同心合作社”，以做生意为名，接触县城和集市的人，便于革命工作的开展。1942年12月某日凌晨4点多，日本宪兵队和汉奸警备队30多人包围了合作社。当时常登榜睡在合作社，鞋还未穿好，鬼子就破门而入。不仅盘问登榜，而且还用枪托狠打他的胸部、腰部和腿。因此，常登榜至今依然留下了病根，每次天气变化，他的胸口就隐隐作痛，“敌人的残暴与残忍永世不忘！” 常登榜说。在和敌人周旋之机，申清溪及时转移了合作社的枪支和文件。1943年，在村政权选举中，成长后的常登榜被选为村副，成为村里的硬汉。1947年，翼城县第三次解放后，常登榜等革命青年被县委和人民政府评为人民功臣。

打击土匪恶霸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2月，常登榜随军南下。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四大队三中队组建中共林森（闽侯）县委，常登榜被任命为闽侯县四区（尚干）区委书记。常登榜说，闽侯刚解放不久，尚干地区的兰圃山、付竹山等地土匪活动猖獗，不仅县内的土匪出来捣乱，长乐的一股土匪也常常越过兰圃山到尚干来骚扰村民，群众深受其害，对土匪恨之入骨。因此，他到尚干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从1949年底开始剿匪到1951年9月基本肃清，常登榜带领兰圃村民和区武工队打击土匪达十几次。其中，1950年7月的一次剿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回忆，1950年4月，30多岁的长乐郑姓土匪头带领30多人到尚干青圃鸭笼顶掠夺时枪杀5名无辜群众后逃窜。土匪的嚣张气焰引起极大的愤慨，区委悄悄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活捉他。7月23日夜晚，接到兰圃村群众报告后，常登榜立即带领20几个武工队上山围剿。“因当时人数有限，除了与长乐交界处的路口无法顾及外，兰圃山的其余三面均被包围。”常登榜说，山上的土匪见势，纷纷抱头鼠窜，有的往长乐方向逃跑，郑姓土匪头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看到武工队六神无主，分不清长乐方向，竟往我军方向逃窜。为了活捉他，常登榜命令武工队的一位狙击手在他的身后四处放冷抢，用子弹封锁他，无处逃脱的土匪头吓得屁滚尿流，只好束手就擒。活捉郑姓土匪头后，区政府立即对其进行公审，并予以处决。“当时郑姓土匪头是长乐闻名的土匪头，无恶不作，消灭他后，群众纷纷拍手称快。”常登榜说。也许看到政府消灭土匪的决心，盘踞在竹岐、关源、荆溪、南通等地的土匪纷纷作鸟兽散。紧接着，全县进行了反恶霸斗争，肃清了各地区的地主恶霸势力，全县的治安立即有了好转。

组织大生产 提高农民生产能力

1950年6月，省委指示实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8月，县委在四区（尚干）兰圃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950年11月土改运动在全县展开，至1951年8月全部完成。土改结束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全县性的生产运动兴起，即组织群众搞变工互助。常登榜说，当时县委还没有在全县推广“互助合作”。因为，农民刚分到土地，生产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毕竟刚翻身，农民心理还充满疑虑，很难一下子转变身份，如果全面推广“互助合作”，将物极必反。于是，县委决定在局部区域进行试点，待取得成效后再向全县推广。

1951年3月，县委在四区尚干辅翼、省农委在七区荆溪甘蔗、地委在一区城门潘墩，试办3个常年固定互动组。接着白沙、竹岐等几个区也相继兴办起互助组。这些互助组有领导骨干、生产计划，大小工都互助，精耕细作，粮食增产增收。“互动组开展得很成功。”常登榜说，到了第二年，尚干“互助组”经验在全县推广，连孤寡老人、残疾劳力都加入劳动行列，大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常登榜说，当年干部可不好当，四区区委干部加上武工队总共只有30多人，除了留守机关的区委书记、区长和秘书等几位，其余的干部都下乡。当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下乡没有交通工具，只靠步行，平常借住在农民家里，一个月每人只有4元伙食费，自带粮食、自己做饭。常登榜笑着说，他们当时都是买最便宜的东西吃，如3分钱一斤的蚬子、5分钱一斤的海蜇头，有时甚至捡农民扔下的菜叶吃，群众经常笑话他们。“当时干部群众白天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拉家常，关系非常融洽。”常登榜说。

到福建工作后，对于常登榜来讲，最困难的就是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1949年，他与其他同志被分配到闽侯时，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到了工作岗位后，他立即带领同志们走村入户与群众拉家常走关系，性格开朗的他，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可是他浓重的山西口音与只会讲地方语言的群众无法正常沟通，在交往过程中常常闹出笑话来。“可是老百姓又喜欢和‘额’凑在一起。”每次下乡，在田间地头碰到群众，他们总会拉住常登榜聊几句家常，有时还故意让他学几句福州话，浓重的山西口音夹杂着生涩的福州话，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为了沟通方便，常登榜就带着翻译下乡，“最出色的一位翻译是我们在下乡的途中发现的。”常登榜得意地说。有一次，他们下乡办事，在乌龙江峡南渡口看到一个十四五岁、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在路边卖蛎饼。常登榜发现，这个小孩不仅长得机灵而且普通话讲得不错，就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工作，小男孩一听特别高兴地说，“比我卖蛎饼强多了，”就立马答应了。此后，每次下乡常登榜都带上这个小翻译，常登榜在群众中的工作也开展得更加如鱼得水了。

修建防洪堤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闽侯县地处闽江下游、福州市外围，系典型河口盆地。新中国成立前缺少防洪排涝设施，每逢雨季，山洪暴发，往往泛滥成灾。对此，常登榜记忆犹新。他说，每当涨潮时，江水经常漫到沿江的百姓家里。雨季来临时，洪水泛滥，闽江两岸的万亩良田常常顷刻被毁，农民辛苦种下的水稻瞬间颗粒无收。“沿江的百姓经常睡到三更半夜，发现床底下都是洪水。”可谓深受其害。为了保障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52年下半年，闽侯县开始建设防洪堤，1953年初，上街、南屿、南通、荆溪、建新5个防洪堤建设全面开工。身为闽侯县委副书记的常登榜，全面负责防洪堤的建设。那时群众对防洪堤建设十分拥护，5个防洪堤的工地上到处人山人海，不管男女老少，全都出动，有的用手推，有的用肩挑，吃住在工地，群众积极性很高。经过两年多的奋战，5个防洪堤终于修建结束，大大地提高了闽侯的防洪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亲历初高级社改造

见证闽侯经济社会发展

1952年1月，省农委所在的闽侯四区西塘白武村试办起土地私有、评定入社、统一经营的林元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比例分红，并推行评分记分，按劳计酬后，于8月正式批准成立，成为闽侯县第一个初级社。1955年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至年底，全县办起848个初级社，入社农户达上万户。

1954年9月，县委派人参加省委工作组到闽侯县城门、荆溪等乡试办高级社，实行土地无代价入社，取消土地分红。耕牛和大农具折价集体所有，全部实行按劳分配。全县试办了红星、连坂、溪下等3个高级社。1957年全县高级社达405个。至此，全县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

常登榜说，在办高级社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平均主义开始露头。县委于1956年秋开展整社活动，着重解决平均主义、折价偏低等问题。1957年，加强经营管理，使许多高级社得以巩固。

1958年初夏，人民公社运动后。瞎指挥、浮夸风等不良现象逐渐抬头，导致三年饥荒。后来，采取诸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分配计酬、包干到户等，农村冒出许多“专业户”、“联合体”，极大地促进了闽侯经济社会的发展。1964年祥谦凤港大队水稻单产达864公斤，创全县最高记录。

1965年7月，因为工作需要，常登榜参加社教工作，任平潭、长乐县社教工作团团长，离开了他工作多年而又熟悉的闽侯。此后，他历任福建日报社副总编、仙游县委书记，莆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晋江地委书记、晋江军分区第一政委、福建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福建省政协第五届常委等职，直至1987年11月离休。

退休后，常登榜喜欢读书看报、研究党史。尤其关心闽侯的发展。他说，闽侯是他南下后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始终牵挂着闽侯的发展。如今，由于年老体弱，不能亲自回去看望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对闽侯的了解主要通过《闽侯乡音》等渠道获知。他说，闽侯在历届领导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一批批重大国际知名企业相继落户闽侯，一批批优秀人才相继聚集闽侯，闽侯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为闽侯人民获得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为闽侯的迅速发展感到自豪。他相信，闽侯县在新一届领导的带领下，将发展得更高、更快、更强，闽侯人民将过得更有尊严。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我们的思绪都在常登榜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叙述中快速穿越。他的点滴话语，为我们还原了红色的光辉和昔日闽侯的建设图景，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打造一个幸福家园的艰辛和不易。

从山西南下，成就革命情怀的熠熠光辉，在中国南部闽侯新一轮的开发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服务闽侯这个大家园的建设情怀。一份担当、一份责任，诸多如常登榜一样的南下干部的建设热情，足以让人沸腾，让人敬佩。

常册村交通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