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关街道

东关街道隶属于 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历史悠久、文化昌明。早在宋朝就建有名为“东关驿”的驿站。区域面积达27平方公里，人口39659人（2010年），辖15个行政村，3个社区。素有“金柯桥，银东关”之美誉。

近年来，东关街道先后被列为省教育强镇、省星火示范乡镇、绍兴经济综合实力三十强镇。

东关街道历史悠久、文化昌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曾在这里炼锻兵器，蓄积资财，至今尚留炼塘、银山、牛山等遗址。在宋朝就建有名为“东关驿”的驿站。南宋吏部尚书徐处仁随驾南渡立功，赐第蠡城后，择保驾山定居。而出生于东关的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更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保存完好的竺可桢故居，传递着家乡人民对这位科学巨匠的深情。

这里有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练剑备械的“炼塘”古址；有历经风雨剥蚀却几经修建后仍巍然肃立的“炼剑桥”古迹；有鲁迅先生曾戏游尝过的“五猖庙”遗址；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纤道以其浓重的文化底蕴显出东关历史的亮丽景点；南宋吏部尚书徐处仁南下后留居归宿遗址保架山依然醒目屹立于此……

东关街道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清朝从这里丰山脚下的小村走出一名状元郎梁国治；我国地理学家、气象学创始人、一代宗师竺可桢先生从这里走向世界，其“竺可桢故居”在新兴的城镇建设中被倡扬文化的东关人保护得完好如故，现作为上虞市文化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东关区域优势得天独厚。东临开放型港口宁波，西濒国际上颇具声望景色秀丽的杭州，被称之为交通要道的杭甬铁路、104国道、萧绍运河三线平行横贯中部，新辟的上三高速公路斜穿过境，具有经济大动脉之称的“杭甬”高速公路在此设有出口，兴建中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引桥从这里启坡。

东关街道灵气足、环境佳，是投资者难得宝地，曾接纳过时任中科委副主任邓楠；原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等一代精英慕名前来探视求索，使这里的国民经济发展装上“助动器”。目前已有各类企业700家，广涉于仪器食品加工、机械电子、纺织服装、建筑建材、工艺礼品、化工染料等生产行业；传统农业保持优势、效益农业迅猛发展，已形成了水产、花卉、蔬菜、畜禽四大基地，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高效农业的跨越。

经济基本面保持平稳发展。全街道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8.1亿元，同比增长14.8%；实现销售收入36.6亿元，同比增长5.7%；完成工业性技改投入4.226亿元，同比增长12.8%，完成市下达考核指标的106.82%。完成合同外资1005.2万美元，完成指标任务的125%。实到外资480.7万美元，完成指标任务的106.8%。引进市外内资7678万元，实现指标任务的121.9%。完成自营出口4171万美元，完成指标任务的130.34%。完成商贸销售收入7.5亿元，同比增长35%。新办工业企业126家。实现税收收入7099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农民人均收入10502元，同比增长17% 。

面积：31平方千米　人口：39659人（2010年）　代码：330682003　邮编：312352

东沿上三高速公路与曹娥街道相连，西邻绍兴市越城区，北接道墟镇，南靠长塘镇。现辖3个社区、2个居委会、19个行政村：马山社区、越泉社区、南阳社区、越马居委会、港口居委会、东塘村、联星村、高泾村、凌江村、大西庄村、保驾山村、三丰村、金鸡山村、马山村、新丰村、傅张村、马家桥村、新建庄村、高田头村、红星村、前村村、彭家堰村、高旺村、担山村。街道办事处驻马家桥。

是由原东关镇长山乡和蒿坝镇一部分行政村于2001年在市行政区划调整时组建的，时辖33个行政村、6个居委。

2003年底，辖40个村（居）委会，人口39185人，面积31平方千米。

2006年4月17日，上虞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东关街道行政村规模的批复》（虞政发[2006]10号），同意东关街道的行政村由33个调整为19个：撤销东关村、樟塘村，合并设立东塘村，村委会驻原东关村内；撤销朱家溇村、炼塘村，合并设立联星村，村委会驻原炼塘村内；撤销高贡村、王家泾村，合并设立高泾村，村委会驻原高贡村内；撤销凌村村、横江村，合并设立凌江村，村委会驻原凌村村内；撤销大道地村、西陵村，合并设立大西庄村，村委会驻原大道地村内；撤销保一村、保二村，合并设立保驾山村，村委会驻原保一村内；撤销穗丰村、葫芦山村、胡家埠村，合并设立三丰村，村委会驻原葫芦山村内；撤销外湾村、鸡山村、建平村，合并设立金鸡山村，村委会驻原鸡山村内；撤销湖村村、车村村、南横江村，合并设立马山村，村委会驻原湖村村内；撤销四丰村、新桥头村，合并设立新丰村，村委会驻原四丰村内；撤销傅村村、张江村，合并设立傅张村，村委会驻原傅村村内；马家桥、新建庄、高田头、红星、前村、鼓家堰、高旺、担山村等八个行政村暂不作调整，维持原状。

单国水（曾用名陈国水），上虞东关王家泾村人，1949年4月入伍，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89师265团为战士。1950年12月在朝鲜金门山岭战斗中光荣牺牲。

陈豪千，上虞东关镇西人。1941年在上海参加革命。为新四军二十军情报员，1943年在江苏常熟被反动缓靖部队逮捕后光荣牺牲。

李飞龙（曾用名郑阿土），上虞东关高贡村人。1922年6月出生，194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二十军第一纵队第三师长团侦察通讯连任爆炸员，战斗积极勇敢，曾评为四等功臣，不幸于1948年豫东战斗中牺牲。三野二十军三师批准为光荣烈士。

章黛燕, 女，1936年生，上虞东关人。1960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毕业，后在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993年评为主任医师，著有《口腔科学》，另有《覆盖义齿基牙牙状况的评价》、《用吸光度法覆盖义齿的咀嚼效果》等论文。

顾志坤（1985—），上虞东关张江村人。中共党员，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项秀武（1970—），上虞东关人。自幼勤俭好学，要求进步。1991年从浙江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回乡创业，办起专门生产器械为主的“三雄企业”。凭着她税利的眼光，看到农业远大的发展前景，后又果断地办起了“上虞市舜地食品有限公司”，吸纳农村剩余女劳动力500多人，开拓出一片“依农、兴农、富农”的新天地。由于她对农业发展的贡献，项秀武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农民女状元”，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奖章，并被选为绍兴市人大代表。

项永昌，1937年生，上虞东关朱家娄村人。定居新加坡，为新加坡艺术协会及中华美术研究会永久会员。1951年无赴港求学，毕业于香港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系。自幼酷爱书画，就读于新亚书院艺术系、香港大学外国画专修班，并得名师指点，专攻山水、人物、花卉画，其作品多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家乡绍兴、上虞等地展出。被聘为虞舜书画院名誉会员。

金克浚，笔名越声、孑泉，1927年生，上虞东关人。编审。194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秘书、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撰有《也谈几点艺术浅见》、《金秋谈画》、《木刻生涯五十年》、《传神与生活》、《美术作品要反映时代》、《给后人留下什么》等美术论文教十篇。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部主任，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上虞东关人。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

沈晓明（1963 -）中共党员，汉族，浙江上虞东关人，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

位于上虞、绍兴交界处104国道边的炼塘，北依山丘，南傍运河，这个规模不算最大的村，却至少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

相传，这里是越王 句践忍辱从吴国回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卧薪尝胆、集粮聚兵、铸剑备械之地，这一当年军事要地的痕迹如今仍依稀可见。

据那里的老一辈回忆，村里“十”字中心河交叉口，原来有个足达20亩面积大的水塘，塘里碎石布底，深浅无序，塘中间有个古坟堡-------其实全是碴石子，上面长着一棵3人不能合抱的千年古樟，树身曾多次遭雷击引起自燃，遍体鳞伤，黑洞洞的，破烂得不忍目睹，可枝叶仍十分茂盛，密不透光的浓荫足有两亩面积那般大，根基部成为鹅鸭之类水性家禽长年栖息、嬉戏之地，被众人称为老鸭沙滩。《绍兴府志》记载：越王句践铸剑于此，有水塘供工匠洗擦，称为炼塘。

与塘相呼应在河西有一块约莫百余亩大小的高地，这块高地西南方位有条200米宽的邻地接壤带，四周环河合抱，当地群众习惯称为“大墩头”。据传这里就是越王兵工部队铸剑冶炼设墩子之地，故名大墩头。

“十”字中心河将整个村子隔成4个聚居点，解放初，这4个居住点分别世居着4个不同姓的民众，袁家、蒋家、郑家、严家百姓，互不兼居掺住，界线十分清晰。据村　史志载：越王铸剑完毕出战吴国时，委派4名监护卫士留守军工要地，这4个姓的民众就是当年这4位卫士的后裔。

大墩头往西300米，有条叫大运江的河流，15米宽的河沿处有一座三孔石砌平桥，长15米、宽2米，当地群众称之为“余家桥”，确切地说叫“御架桥”。此桥中孔石质主桥梁两侧却凿刻着“炼剑桥”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字迹清晰，字底斗方，工艺精细，据考证，此桥是当年越王带兵称炭铸剑，为往返于炼塘与道墟称山之需而建。千年沧桑，风雪摧残，此桥“几经破损、几经修造”。《上虞县志》记载：(现存)此桥系康熙年间修造，已有300多年。桥虽十分苍老，却古韵犹存，是目前炼塘最负盛名的历史证据。此桥何以“一桥二名”，亦非难解之谜，“御架桥”乃皇帝架设的桥，系民间称呼；“炼剑桥”，是炼剑需要建造的桥，乃官方命名也！

屈指算来，炼塘是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村。当年，越王句践曾在此卧薪尝胆，在兴国兴邦的悲壮创举中洒过一片辉煌。但让人惋惜的是那塘、那树、那古堡已在“大跃进”年代被“改造”，或毁之无迹。至今，虽景色不再，但迹象依旧，炼塘人仍引以为豪。

上虞的道墟，东关一带，其水、其石，不逊于绍兴城乡，尤其是铮铮之石。且不说那铺设在千里古纤道上一块块平整的石板，深深印记下弓背弯腰纤夫的粗犷号子；却不说那铺设石板的临水老街，久久洋溢着绍兴老酒的浓烈芬芳、茴香豆的浓厚醇味和人群的喧嚣；却不说那连接石板路的石拱桥边古朴典雅的戏台，千古流传着“绍班大戏”的震天锣鼓和高亢的唱腔；却不说那迎亲的花轿随着醉人的脚步，在石板路上沿路洒下一串串喜庆的欢歌和红艳艳的色彩。只要静心屏气，俯首下察，就能随处领略到那悠悠石板路上承载着的浓重的越地文化，神驰目骋于过去的岁月、往日的峥嵘。

细究石板路的形成，似乎并不是刻意的营造，恰恰是一种勤俭的绍兴人随意的“废物利用”。在越地向来崇拜祖先，孝文化的流传也就物化为随处可见用石板筑成的累累坟茔石椁，还有矗立在座座坟茔前的石碑、石祭台，那是希望祖先能在牢固的生后居所中安享后人的祭祀，保佑后代的六畜兴旺、家道恒昌。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论是灾荒，还是战乱，抑或是“香火不旺”，岁月的风雨也湮灭了人们的记忆，留下了座座无主坟茔。聪明的绍兴人就把这些石椁、石碑、石祭台拆除下来，铺设在原本泥泞的路上，变成了平整、干燥、坚实的石板路。从过去树立在山坡受后人点香烧蜡烛祭拜，到今日践踏在匆匆的行人脚下，那种前贵后贱的变迁，折射出一个家庭的衰败、子孙的“凋落”，若真存在灵魂，那先辈的悲叹定与江南的雨滴一起坠落，把坚固的石板凿成一个个规则的小洞，仿佛一只只仰望天际的深眼。透过块块石板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或欢快或凄惨的人生故事，令后人大发“物是人非两茫茫”的感叹。

正是这些承载着家庭兴衰历史的石板，时时昭示着古越厚重的文化。领略这种文化，不得借助舟楫，也不得以车代步，最好是在石板路上潇潇洒洒地漫步前往。那种为赶时间匆匆忙忙的奔波不行，那种只看周围不看脚下的“抬望眼”不行，那种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只顾高谈阔论的也不行，只能独身一人，拥有一份闲适的心情，慢慢地在石板路上踱方步，时时地弯下你尊贵的腰，去看去想去品味，一定能品尝到石板路的“芳香”。

看到过一块“祭神所”的石板，挤在众多的石板中间，上方还雕刻着左石榴右蟠桃的图案，字写得端庄厚实，图案刻得凝重古朴，处处透露出一种神圣与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事后据父辈讲，这是一块立在祠堂中的石碑，是一个宗族祭拜同一祖先的所在，祭神实际是祭先祖祭“家神”。所刻的图案各有所系：石榴多子，寄托着多子多福的希望；蟠桃示寿，展现着延年益寿的祈盼。想来每当祭祀大典，众多子孙济济一堂，弓着背，弯着腰，手拿一炷清香，嘴中念念有词，虔诚地祈求祖先的保佑和赐福。透过袅袅上升的清烟，似乎慈祥的先辈就端坐在上方，微笑着点头答应晚辈的种种祈祷。那种无言而庄重的场面，令人形骸虽在却灵魂出窍，飘向遥远的天际。还看到一块写着“先考杨太公某某、先妣杨太夫人某某之墓”的石碑，那字刻得很粗犷很潦草，想来出于贫寒之家，但同样是一种厚葬的杰作，默默地倾诉着孝之传家的亘古美德。而且此类的石板随处可见，隔三岔五便可寻得一块，似乎就是一家接着一家地排列而行，一直通向天国。至于那石椁拆下来的石块，则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厚的是盖板，薄的是底板，小的是横头板，长的是侧面板，有质量上乘的青石板，有粗糙质次的毛石板，有的整块笔挺，有的碎成几截，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却都是寄附着一段生命、一段经历、一段人生的坎坷悲伤或欢声笑语。

在那毫不起眼的石板路上也藏着一部“书法大观”，那行书的潇洒，那大篆的厚重，那草书的不羁，那隶书的端庄，都可以在石板路上一一查寻到。王羲之、徐渭、倪元璐、祝允明，一位位书法大家的作品不也从石板上挖掘出来吗？从如果用心地去一一品味甚至临摩，也许便造就了一个“石板书法大家”而名闻遐迩，而且风格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百姓。

(一)杨梅山石棚概况

杨梅山位于蒿坝镇的蒿尖山与凤凰山之间，它的东面紧靠曹娥江，西面两公里左右即是五大石棚遗址所在地——傅村牛山。由于此第六个石棚建在杨梅山顶，该山比牛山高一倍左右，且山路又陡，人迹稀少，这是石棚至今保存完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梅山石棚与傅村牛山石棚结构基本相仿，三面都是由大石块垒成，地面夯实。石棚高约两米，底部宽一米五、六，上部收紧，约七、八十厘米。出口处又有所缩小，洞的深度为十米左右。石块的形壮大小不一，大的上万斤，小的近千斤重。有四方的，也有呈三角状的多是自然成形，不作雕凿。与傅村牛山石棚不同之处是：它是南北走向。这可能是杨梅山与蒿尖山、凤凰山连在一起，南北延伸之故。但是它的南面出口处朝西而开，洞口朝向牛山的“烂牛肩”一号石棚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它所用的石块比牛山石棚的要小得多，特别是东西两侧石块从上到下分四层叠成，而牛山“燕子窝”的四号石棚沉入地下的两侧大石块表面平坦，而且是整块的。再一个特点是北面的洞口是密封的，它阻挡了三九严寒的西北风的侵入。

石棚四周都用泥土掩埋成半地下式，只有顶部石块暴露，而且留有二、三十厘米的几个缝隙，自然迈进了“天窗”。南面洞口距底面高约半人，人在洞内可以方便地行走，较为宽敞。笔者是同幼时伙伴周关寿先生一起上山的，他把此石棚称为“埋盐洞”与牛山的四个石棚同样叫法。

(二)杨梅山石棚与牛山石棚都是古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

宗教是古人对于神道的一种信仰。那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极为浅陋，对日月星辰感到不可思议，在洪水猛兽面前束手无策，面对疾病，死亡是那样的恐惧。因此总认为有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类，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的神。

石棚是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依照部落上层头面人物、信士大众的要求，总想把膜拜神灵、祈求祷告的纪念物建造得宏伟壮严，以表达对神灵的敬仰和虔诚。在新石器年代里，古越人用极原始的方法采集山上万斤巨石建造石棚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成为越族部落一大特色。

石棚坚固，洞口生一把火，是人们躲避野兽的好去处。储藏食物，保存火种，安置老人、小孩则又是石棚的另一种用途。

早在一八九五年八月，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在我国东北辽东析木城发现石棚(Dolmen)，著名《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见《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3页)。我国学者何光岳、聂鑫林先生在《中华姓氏通书·陈姓》一书中也记载了山东、湖南零陵永州黄田铺山上建有与之相同的石棚。据报道，日本、朝鲜、西伯利亚也发现类似石棚。它们与上虞市蒿坝的六个石棚相比，规模要小得多。“这种石棚由三块石头顶起万斤大顶石，棚内空高1.1米”(引自上文)。该书作者推测：“石棚与东夷族宗教祭祀有关，很可能是舜帝南巡带来的东夷文化。”他们之所以都没有把石棚看作是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其根本原因在于此前没有发现蒿坝牛山、杨梅山上的六大石棚。浙江的上虞才是建造石棚的发源地，这里曾经是越族部落宗教活动中心。

(三)结束语

石棚是新石器时代的建筑物，并且是越族部落的宗教文化产物。这从傅村牛山四号石棚内发现的陶碗、陶豆和陶纺轮可证(见笔者《蒿坝牛山发现虞舜时代石棚遗址》一文)。这些古陶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征，距今约4000-4700年，它与杭州的良渚文化属同一年代。牛山与杨梅山之间有一个叫严村的古龙窑(见上虞县志)。据考证，至少是商代以前的古窑址。众所周知，良渚文化要比同时代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先进一步，联系到东面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西面的绍兴马鞍山文化遗址，对上虞蒿坝的六大石棚进行研究，其意义不限于考古范围，它刻有百越古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文明。蒿坝杨梅山顶的石棚保存完整至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尽快修复牛山被损坏的石棚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职责。沉睡四千年，淹埋在遗址底下的炭、骨头、古陶，有关部门应组织保护，尽快开发，以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遵照梁启超的《新世学》一文中提出的“穹古之石史”的论点，古老的禹、舜传说或许通过石棚变成史实。

位于上虞区西南方七公里处东关街道境内的傅村，有一座小山，因形状象牛，取名牛山。其牛头进东，靠近曹娥江；牛尾紧挨傅村南端，呈卧势。上代相传，傅村有个名叫傅万力的，人高马大，气壮如牛，他扳下牛山顶上万斤巨石，搭成五个大石棚供子孙居住，记不起是哪个朝代。笔者择一假日，在村人陪同下，上山勘查。除了一处已为竹林复盖，其它四处的石棚遗址犹存。于是绘制图形，记下遗址方位，拍下照片。据考证，石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古迹，是居于宁绍平原的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距今约四千一百七十年，大致为虞舜年代。牛山上有石棚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世上罕见。梁启超在《新世学》一文中指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的学问。他同时还提出“穹古之石史”的论点。史前时代的遗物是认识整个人类进化和早期历史的重要证据。今拟拙文，作为研究虞舜这位历史伟人的一个新证据，敬请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位于牛背脊上的有三处，还有两处分布在山北面的中部，五个石棚都是东西走向，两端的进出口略狭窄，里面地面夯实，能立着走动。

据傅村人指认，位于烂牛肩的一号石棚规模最大，长度在4。5—5米，宽约2。3米，最小的也有五六斤，上面覆盖的石块大致为7—8块，有成四方的，也有三角状的，顶部高低不平，多是自然成形，不作雕凿。南北两边各有6—7块大石竖立成壁，也参差不齐。整个石棚长12米左右，洞内宽1。8米至2米，高约1。7米。夏季太阳东升时，阳光可以从东面洞口直射至西面洞口中。

由于烂牛肩的石棚全部祼露山顶，石块被割裂他用，大约毁于1970年，当地称之谓“埋盐洞”。

二号石棚位于牛山西首最高点上，傅村人称之烧天火角埋盐洞，除了规模略小外，其叠法和走向与一号石棚相同。总长度约10米左右，洞内宽约1。8米，高度1。6米左右，北侧石块露出地面清晰可见，据说夏日落出太阳光能直射洞内深处。

三号石棚位于牛山西首部斜坡中段的平台上，当地人称之“鸟嘴”埋盐洞，其规模比二号石棚更小一筹，长约8米，洞内宽1。7米左右，高约1。5米，可惜上面大石块也被打掉，底部沉入地面的部分石块外露可见。

四号石棚位于牛山北面中段，处于三分之二高度的平台上，其规模与二号石棚相仿，已沉入地面1。5米，经指认，此处地名叫“燕子窝”，上面覆盖的大石已毁，沉入地下的两边石壁尚存。笔者伸开两臂来能触及左右两石辟，说明访洞宽度至少在1。8米左右。

五号石棚位于四号石棚下面偏东100米，大约在山的高度的三分之一处。傅村人把此地叫做小坟山，唯独此石棚名为坑相洞，由于此洞靠近山脚，再加上石块也小些，早被夷为平地，上面毛竹茂盛，已无踪迹可寻，只有看管竹林的农民记忆犹新。据说，坑相洞最小，它比三号石棚还要低很矮些，原先也是半地下式，洞内长约7米，宽1。5米左右，高不过1。5米。

傅村石棚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特有宗教纪念物

宗教始于史前社会后期，是古人出于神道的一种信仰。虞舜时代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属新石器时代。那时，生活在宁绍平原的越族部落的酋长是虞舜，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类的认识能力极为浅陋。古越人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异已力量统治着人类，感到不可思议，无法制服它，于是产生原始宗教的神。

《吕氏春秋》中记述的：“敬天常”、“依地德”、“奋五谷”等歌词都是古人宗教祭礼祀时唱公颂的歌词。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的苦难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越族古人为求生存和发展，要对付各种人生的苦难：死亡、疾病、饥饿、洪水、毒蛇、猛兽及氏族之间的争斗。他们在原始宗教中汇聚力量、树立信心，获得安慰。

石棚是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它是宁绍平原古人的一种文化特色，是宗教观点、宗教情绪和情感的物化形式。由于宗教建筑必须适应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又要适应部落上面头面人物，信士大众膜拜神灵和祈求祷告的要求，尽可能地建造得壮严、宏伟，制造出一种与神亲情，敬仰的情感色彩和气氛。于是越族古人在牛山顶采集自然裂开的巨石，用石斧、石块和木棍将石缝扩大，辟开，粗略加工成块状，再用堆土滚石法——蚂蚁扛鲞头，把万斤巨石垒成石棚。

古代越族部落头面人物、信士大众，每年的春秋两季中特定日子，汇集于傅村牛山顶上的东西两个大石棚，在酋长虞舜的带领下，向天神、地祗、日月山川的自然物神，风雨雷电的自然力神，还有氏族祖先和图腾祭献祀。日出在东，日落在西，热热闹闹地举行祭献祈祷仪式。他们敬天地、祭祖先先、请求风调雨顺，保佑平安无患，庆祝一年丰收。击石歌舞，欢腾一天，祭司一职由威望无比的虞舜兼任。

傅村牛山的三号、四号、五号石棚是处于上层妇女、小孩子的居住处，负有保存火种、储藏谷物、猎物的使命，并有躲避野兽、毒蛇的功能。所以它位于水源附近，处于山的中部，规模也偏小。祭祀用的一号、二号石棚位于牛山东西面的两个制高点，并用万斤巨石叠成一个壮严的宗教场所。证明当时越族部落采石搬运、建筑和组织水平已达惊人地步，同时也证明越族古人受宗教办量的鼓舞，是唯一的精神源泉。虞舜氏在越族部落中有着至尊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

一九五四年在湖南零陵永州黄田埔的山上发现一个石棚，它的规模比傅村要小得多，它仅有三块石头顶起万斤大顶石。棚内高度1。1米，座东北朝西南。此外，山东、辽宁也各发现一处石棚。在国外，如朝鲜、日本、西伯利亚又发现类似石棚。无论建筑结构、叠法都与傅村石棚相似，只是规模、数量无法与之相比。

山东的石棚是虞舜北上竟选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期间建造的宗教建筑物，据考证，他渡过钱塘江，走太湖南端的震泽，经江阴、镇江进入中原，至今江阴有座叫“舜过山”的，当地县志记载是吴王夫差之子在那里耕种隐居。零陵的石棚是虞舜晚年南巡时建筑的，“九疑山”与之相近，那里关于舜的传说更多。屈原在〈九歌〉中所写的湘君、湘夫人成为千古绝唱。〈史记〉中记有：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后来的汉武帝特地到九疑山祭祀舜，这一史实可证。

夏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凭借军事力量，击败政敌，破坏了禅让制度，建立了奴隶主世袭制度的夏王朝国家，以商均为首的舜的后代因反抗而遭镇压。失败后，南迁北撤，四方退避，这就是在辽宁、朝鲜、日本和西伯利亚出现石棚的历史原因。推测今后还会发现零星石棚，呈现出古代越族先人足迹。

傅村牛山上的石棚最为雄伟，又有五个之多，究其原因，一是牛山多石，山也不高，又是东西走向，不与其他山脉相连，猛兽易清除，四周多田地，是越族古人聚会的好地方。二是虞舜出生在上虞上清的握登山，年轻时是农耕、制陶、捕鱼、狩猎的好手，被越族古人推选为部落酋长。因此，选牛山建石棚可称天时地利人和。

无论是零陵、山东、辽宁、日本、西伯利亚，那里所建石棚规模不一，但都用巨石搭在山顶上，带有浓厚的越族宗教色彩这一点是相同。由此可以推定，它们都属虞舜部落宗教纪念物。

埋在四号石棚内的古陶器是考证石棚年代的重要证据

四号石棚位于牛山中部，旁边有水源。原建筑半地下式，主要用于生活，所以石棚内有古陶器不容不得置疑。由于已沉入地下一米半深，两边有巨石块支撑，致使四千多年山洪暴发、泥石流失，它的上面只有加厚，没有被冲掉，地下文物保护较好。遗憾的是近三千年来，山上造坟，山下建房，为图方便，将表面万斤巨石分割开移作它用。连沉入地下的四号石棚也遭此不幸，难逃厄运，由于部分石块被人取走，表层泥土的挖掘，少数古陶外露，笔者收集了以下三件：

1、陶碗，外形象现代盛饭的碗，圆口，直壁，砂质红陶，呈棕黄色。碗口直径178毫米，高62毫米，上沿厚2毫米。采用慢软制，表面用陶纺轮刮划成波浪纹，属于食器类，只是比常用的饭汤碗大一倍左右，可证古人的胃口大，当时稻谷收成也不低。

2、陶豆，外形象现代的高脚菜盘，盘口直径142毫米，整体高度为40—43毫米，脚高15毫米，浅腹喇叭状，呈青灰色，表面饰有陶衣，部分脱落，也采用轮制，并用手指刻划出粗犷的圆弧装螺纹线条，属于水器类。

3、陶纺轮，外形与桃核相似，中间最大直径34毫米，上下两端磨成小平面，直径17毫米，中心有一个垂直圆孔，直径5毫米，黑色粘土烧制而成，质地坚硬，中间可穿入细末棍，是制陶工具。

据笔者初步观察，大体与杭州良渚古陶相仿，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年代大约为公锥子前2700—前2000年(有待于进一步科学测试鉴定)。特别是陶纺轮的发现，更可说明这些古陶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征。因此可让石棚建成年代至少在4000年前的虞舜时代。估计石棚附近可发掘到新石器时代的古窑址，石棚深处还埋藏着许多古文化。虞舜被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成掌握当时的高科技——制陶的能手，是定能从牛山石棚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傅村牛山东北麓有个小村庄，叫严村，于一九八四年发掘出一座烧制印纹硬陶的龙窑遗址。据考证，至少是商代以前的古窑址。窑中遗留的豆、壶、鼎等硬质陶炊具、食器与良渚文化相似。从出土文物分析，良渚文化要比同时代的黄河流域的文化先进一步。这是因为越族古人种植稻谷，养蚕织绸，伐木建房，而中原古人以粟为主食，尚无蚕桑业，只有粗麻布，农业经济稍逊一筹。从两者出土的玉琮、玉壁的制作工艺精度、表面光洁度的差别也较大。

一九七三年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到七千年，证实了长江流域的文明比黄河流域早二千年左右。则吴越地带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虞舜部落活动范围，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发展，从杭州的良渚到绍兴的马鞍山文化遗址中看出，它仍保持领先地位，先进的生产方式、发达的农业经济，使越族部落力量强盛，在华夏族在部落大联盟中处于优势地位，为虞舜逐鹿中原、竞选部落联盟军首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四号石棚里的古陶器可推断石棚的建筑年代，联系到严村的龙窑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马鞍山文化，虞舜时代的越族部落在华夏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可证。

被称这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虞舜和大禹实是同时代的人。夏代建立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可以推算出舜江越族部落酋长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2140年，任部落联盟首先当在公元前2140—2115年。禹接任此职大约在公元前2115年—2100年这段时间。浙江大学的陈桥驿先生于一九九0年写了〈关于洪水神话的起源问题〉一文，结尾中提出：“现代绍兴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禹是我们的。”依笔者之狗崽子，禹的治水功纯绩主要是组织越族古人挖河造田，改旱稻为水稻，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他的组织才能和威望超过了皋陶、后稷，舜才把位子祥让给了禹。舜在中原倡导了越族的丝帛文化，山东一带也开始了稻谷种植业。这与那边的记载年代相吻合。黄帝族的六兽图腾最终被越族图腾蚕宝宝所取代，直到演变成今天的龙。于是才会有歌谣：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响遍华夏大地。

然而，本世纪三十年代，以顾颉刚、钱玄同氏等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了认真的质疑，认为舜是神话中的传说，并暗示是舜的后代编造、添加上去的。《顾颉刚古史论集》中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文字：“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是起源于禅让之说上；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像中构成的乌托邦。”这样，使我国的上古史呈一片空白。这也难怪，那个年代里，史前考古学的发掘还只有仰韶等几个少数地点，仅靠这些寥寥无几的地下材料难成气候，田野考古知识的贫乏，他们只得从古器学、金石学及被历朝统治阶级改得不成样子的古书上推论自己的观点。大体上说，疑古学派对先秦时期的文献和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对尧、舜的否定结论似乎显得有些仓促，他们同样拿不出所谓的“编造”的具体依据。

肯定禹而否定舜，原因何在？近代史学界为什么对虞舜争议大？显然，这已成了研究上古史的一个焦点。

舜的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断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从夏王朝开始，《光明日报》于1986年5月1日上报道，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实物，经鉴别属夏代。虞舜时代无文字可查考。二是禹的儿子启用武力摧毁了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尚书》中的《甘誓》篇记载了“甘之战”前，夏启王召集六军，发表镇压不同政见者是“奉行上天意志”的训令，要求部下“用命，赏于祖”，绅用命，=戮于社，予则拏戮汝。”证实了新兴的奴隶主阶级为建立古文明所经历的这场革命是何等的激烈。可想而知，那个野蛮的年代里，对于不同政见者，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知要残暴多少倍！舜的后代首当其冲，四下逃命。直到公元前1766年，夏桀被杀，商朝建立，舜的后代才是熬到了头。历经350年的光景，子孙第十一代，为免遭杀身之祸，既不能公开议论，又不敢作文字记载，关于舜的传记产生断层也不难理解。许多古书失传，将使这一现象加剧。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提到楚灵王说起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四部古籍，太史公尚且收集不到，后代又何人见过？

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东边河姆渡的双鸟日月象牙雕刻被姚江冲积，西边良渚的神鸟玉琮被钱塘江淹没，具有代表性的良渚文化，从此销声匿迹于长江流域，它却零零星星、隐隐约约出现在黄河流域，形成夏商文明的主流。鸟日神话却被写进《楚辞》、《山海经》同时北移，进一步证实古代越族先民参与了逐鹿中原这一史实。

正如四百万年前，类人猿如何变成原始人，产生的化石断层，成了千古之谜一样，虞舜的历史记载现在只能从地下去找实物见证。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与山东、湖南、辽宁、朝鲜、日本及西伯利亚的石棚是否可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证据，舜出生在上虞，曾被推举为越族古人的部落酋长，舜北上竞选部落联盟军事首长，带走了绍兴擅于治水造田的禹等一批越族精英，老死前又禅让给禹？夏王朝建立之初，舜及越族其他精英的后代们被夏启的暴政逼得四下逃散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异族列强特别是日寇侵略、掠夺的苦难史，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近五十年虽然发掘地下文物不少，却大都分由于北方中原地带，特别是宁绍平原水网地层，许多文物沉渍于污泥深层，即使不霉烂，也难以辩认，挖掘困难。因此，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是一个奇迹，然而丝绸片、麻片荡然无存，只剩下纺织工具、陶器、玉器之类的遗物。

中国史前文化中关于虞舜的争议与其说是某些学者的偏见，还不如说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河姆渡遗址发现发前，谁敢断言中华民族的摇蓝有两个：一个是黄河流域，还有一个是长江流域！

上虞区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这里曾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于宁绍平原的越族古人的文化活动中心。舜与禹是同时代人，舜带走一批越族精英，逐鹿中原，特别是夏启残酷镇压反对世袭制派，舜的后代从此销声匿迹，湮灭史海达一千六百多年，直到越王句践再振雄风。宋代的孙因在《越问序》中述道：”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圣人，越兼其二焉。“此方并非臆造，有牛山五大石棚及舜北上途径的文物、传说可证。牛山东临曹娥江，北十余里是海，牛山北麓是广阔富饶的宁绍平原，农耕经济发达，牛山东北角的严村古龙窑址是越族陶瓷业的发祥之地。牛山高120余米，长945米，孤立而多石，建石棚可以就地取材，易清除毒蛇猛兽，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环境使它成为古越人的文化中心，虽然五大石棚地面部分早年被毁，而沉入地下部分遗址尚存，村里老年人记忆犹新。牛山埋藏着新石器时代的宝贵文物是不言而喻的，那里有着丰富的上古史资料。随着它的发掘，舜是上虞人，越族部落酋长的证据将越来越充足。恢复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遗址原貌，现在不算是件难事，开放这一文化遗址刻不容缓，功在千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撷取这一璀璨夺目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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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桥

青云桥位于东关街道湖村东西流向的村河之上，清康熙丁亥年(1707)重建。单孔石拱桥，南北走向。通长9.60米，净跨3.50，矢高2.70米。青云桥造型玲珑工巧，是目前我市发现少有的记年桥，也是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名铭有修建人姓名的古桥。2003年列入上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鱼市桥

毓菁学堂

澄心寺

澄心寺据《嘉秦会稽志》载：在县东六十里，唐景福二年(公元938)吴越武肃王建。周显德五年(公元958)改水心院，治平三年二月(公元1066年)赐名澄心填充，俗称后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建浮屠一，后圮。于1953年改建为东关中学，现仅存一古樟。

上寺历代文士贺知章、蔡襄、米芾、陆游、王阳明、董其昌等曾在此游赏题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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