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街道

陕西省西安市 临潼区零口街道是临潼的东大门，总面积38.5平方公里，境内有塬有川，耕地48435亩，是个农业大镇。全镇共有16个村委会，137个村民小组，31628人（2010年）。

零口街道 零口街道位于 临潼区东部，面积38.5平方千米，人口31628人（2010年）。辖1个社区、16个行政村，137个村民小组。陇海铁路、G30高速公路、108 国道过境。建有 零河水库。

建国后设零口区零口乡，1958年属新丰公社，1962年析建零口公社，1984年改乡，1995年设镇。1996年，面积45.1平方千米，人口3.1万人，辖零口、西段、金李、范家、北牛、南罗、冯李、南韦、王庙、北潘、大寨、零原、董庙、三府、孟原、西洼16个 行政村。

2002年，代码：610115101，辖零口、大寨、王庙、南罗、北潘、南韦、冯李、金李、西段、范家、北牛、零塬、三府、董庙、孟塬、西洼16个行政村。

2007年1月改设街道。

目前，零口街道初步形成了塬上杂果带莲菜，沿塬十里栽花椒，全街道集中搞养殖的格局。2002年，农业总产值5088万元。零口街道区内共有企业2074个， 乡镇企业总产值34770万元，工业总产值7870万元。

零口村地处西安市临潼区东部，距举世闻名的 秦兵马俑只有14千米。1995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对一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从古墓中出土的一具古人类遗骸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一个年龄只有16岁左右的女孩的遗骸。令人震惊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她身上一共发现了35处伤痕，而且还在她体内找到了18件凶器。考古学家给这个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不幸姑娘起了一个名字——“零口姑娘”。那么，“零口姑娘”死于何时，为什么会惨遭如此毒手？

在零口村，在一个探方的底部发现了一座墓葬，它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此前发现的相同时期的墓葬，其埋葬方式要么是平地掩埋，要么是填埋在废弃的窖穴边缘，并未发现有专门的墓坑。但是，这座墓葬却有专门的墓坑。因此，从埋葬形式来看，这座墓葬的规格似乎比其他墓葬略高一些。清理墓葬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了不破坏墓坑的原始边缘，考古队员使用手铲、毛刷、竹签等工具，一点一点地将墓土剔除、运走。对里面的骨架的清理尤其小心，因为必须保证骨架完整，不能人为损坏，不能让任何一块骨头移位。考古队员蹲在狭小的墓坑内，从头骨向趾骨后退着进行清理，非常容易疲倦，因此需要几个人轮流进行。

随着清理工作的逐渐深入，墓坑的形状显现了出来。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坑，四角呈弧状，坑长1.6米，宽0.6米，深0.4米。墓中有一具人类骨架，仰面向上，四肢平直，没有经过扰动，属于一次性埋葬。头骨距离现在的地表3.25米，头朝东北方向。在墓坑里没有发现专门的随葬物品（那个时期的墓葬都未发现有随葬器物）。在对盆骨进行细部清理时，发现了几件骨质器物，有的是箭头，有的是骨簪。

清理完毕后，接着是拍照、绘图，鉴定死者年龄性别，记录遗迹现象，填写墓葬登记表，等等。由于发现古墓葬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引来很多村民围观。为了防止遗址被破坏，发掘工作只有连夜进行。

按照规定，必须提取全部人骨作为标本，考古队员们逐一提取每一块骨头并进行编号、包裹和标注。在提取肋骨时，他们在死者的胸腔和盆腔内意外地发现了一些骨器（骨质的器物）。

根据提取到的骨骼，大致可以确定死者为女性。可是，在死者的肋骨之下和盆腔内发现的那些骨器意味着什么呢？队员们整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争论着， 各抒己见，以至于口干舌燥，大量喝水。结果，那天晚上队员们上厕所的次数都明显增加了。

人体骨骼是人类存续的实物证据，也是大自然馈赠考古工作者的特殊“礼物”，人体骨骼中蕴藏着许多奥秘，破解这些奥秘我们就能了解发生在久远年代的一些有关死者的事情。比如，通过骨骼鉴定，我们就可以判断死者的年龄、性别等。在零口村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将发掘获得的遗骨运回考古工作站，在那里进行认真的核对、拼接、照相、绘图、鉴定、测量、分析、制卡等工作。因为这具骨骸是在零口村发现的，队员们就给这名死者起了个名字——“零口姑娘”。　专家在对“零口姑娘”进行细部分析时，竟然大吃一惊：不得了，怎么死得这么惨啊？原来，“零口姑娘”的遗骨虽然基本完整，但左手无存，而且骨骼损伤极其严重。队员在她的体内一共找到了18件骨器，其中骨叉8件，骨镞2件，骨簪 8 件。骨叉是捕鱼工具；骨镞是狩猎工具；骨簪是装饰用品，类似今天的发卡。

为了搞清“零口姑娘”的确切年龄和性别，考古队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人体解剖学教授一起对其遗骨进行鉴定，结果认定，“零口姑娘”确系女性，死亡年龄在15～17岁之间。这个年龄在当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到中年。

有关专家还根据墓葬所处的地层关系，结合遗址木炭标本的碳-14测年以及同时期陶片的热释光年代鉴定结果，推测“零口姑娘”的埋葬时间距今已有7300年！

那么，生活在7300年前的“零口姑娘”死前究竟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呢？对其骨骼的研究发现，她死前至少受了35处严重损伤，其中有29处是锐器伤，6处是复合伤。

零口姑娘

29处锐器伤是“零口姑娘”的肉体被锐利器物刺穿、刺切到体内骨骼形成的，它们分别发生在头骨、脊椎骨、肋骨、髂骨、耻骨及骨盆内，其中以脊椎损伤为最多。有些损伤，如颅骨、胸部的损伤，是伤及脑颅和心脏等要害部位的致命伤害。有3件骨器由会阴部刺入小腹盆腔，虽然没有形成骨骼损伤，但器物却滞留骨盆至今。还有1件骨器从会阴部刺入，至今还插在姑娘的坐骨上。

根据分析，另外6处复合伤可能是由多种行为造成的，具体致伤物不详。例如：在左胫骨上部内侧发现椭圆形贯穿伤，损伤边缘不齐，有小骨片崩裂；左、右臂的桡骨、尺骨存在外移、错位现象；左手骨完全失去；左、右耻骨向右上方移位；左腿胫骨断裂，同时存在外移、错位现象。

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器物，能给“零口姑娘”造成如此之多的损伤呢？可以确认的“凶器”是那些至今仍滞留在她体内的18件骨器。这些骨器或尖锐或细长，其中有半数由于作用力太大，至今仍然插在骨骼损伤处，其余的则已脱离损伤部位。为了找到这些骨器所造成的损伤的准确部位，专家根据骨骼损伤的大小、形状以及骨器的颜色分界，进行反复比较和多次插入试验。凡是损伤处的大小、形状、颜色分界与骨器完全吻合者，就确定是这种骨器所致的损伤。所谓“颜色分界”是指：骨器插入骨骼的部分由于受到封闭保护，保持着原始色值，颜色较浅；而骨器暴露在外的部分由于受到自然侵蚀，颜色变深了。

经过反复多次的比较、插入，18件骨器的原始损伤部位最终全部找到。现在，还有11处损伤没有找到致伤器物。专家根据这些损伤的大小和形状推测，其中可能有4处属骨叉所伤，7处属骨簪所伤。综合断定，在“零口姑娘”所受的29处损伤中，骨叉损伤12处，骨簪损伤15处，骨镞损伤2处。

至于死者失去左手，可能是使用刀、匕、斧等锐利器物切割造成的；骨骼外移、错位，可能是扭、拉、撕、扯等复合行为造成的；胫骨外移、错位、断裂损伤，可能是钝器击打造成的。

因为“ 零口姑娘”的遗骨所呈现出来的，其生前曾被多人以暴力残杀而导致死亡的惨状。关于少女的死因，在一些报告也作了一些推测，例如“宗教祭祀、战争的俘虏、违背婚姻等方面的族规、情杀或仇杀、割体葬仪等。”但是上述的多种推测，与其它已有的相关考古成果比较之后，却没有能够合理地解释这种特别现象存在的原因。作为一个史前考古中的特例，“零口姑娘”的遗骨中，所发映出来的信息，无疑是需要重新认识的。最近CCTV10播出了关于“零口姑娘”的连续多集的报道，但其中有许多地方，应该是需要重新商榷的。

在目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对于“零口姑娘”死亡原因，也只能停留在假想层面上。但是如何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推测出合理的答案，或者说那一种的推断，更加地接近于事实，也需要今后的考古新发现的补充。个人看法：“零口姑娘”死因应该是：这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生前非常可能是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但这种缺陷不应该是肢体上的残疾，而更可能是生殖器官方面的变异。简洁的说：应该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外生殖器的石女。因为史前的人类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自我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

在当时的人类认知自然科学的条件下，如果在一个群居的氏族之中，发现一个没有生殖器官的女性，只可能让全体族人都陷入极度恐慌的状态之中。面临着让整个氏族可能断子绝孙的后果，只会将这样的女性视为不可思议地妖孽，和全族人最可怕的公敌。因此而引发的全体族人的集体仇恨，而人人都要以怒不可遏地戮杀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恐怖。所以一场参与行凶的可能有近百人，史前的暴力残杀而事件，将注定不可避免了上演。当然在当时的几乎没有污染的自然条件下，发生这样变异的概率，也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同时也正好说明，具有“零口姑娘”特征的遗骨罕见的原因。

”零口姑娘”虽然经DNA鉴定最后确系女性，死亡年龄在15～17岁之间。但在从骨骼特征判断性别时，却因“零口姑娘”的眉骨及耻骨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而导致直接从该骨骼来判定性别的方法产生疑问。因此说明“零口姑娘”的性别表现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男性特征。

在“零口姑娘”的遗骨中，有三件骨器由会阴部刺入小腹盆腔，虽然没有形成骨骼损伤，但器物却滞留骨盆至今。还有一件骨器从会阴部刺入，至今还插在零口姑娘的坐骨上。因此说明“零口姑娘”的死亡原因，无疑与性之间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

从复原的“零口姑娘”模拟相中，可知“零口姑娘”确是外形表现为女性，并且也并非属于相貌十分丑陋的一类。因为推测年龄是在15～17岁之间，因此，也应该是当时属于适合婚配和生育年龄。联想六千年前后先人的生活状态，生存与繁衍这两方面的因素，无疑才是最首要的大事。对于一个适龄女性来说，自然也应该与延续种族繁衍的方面更加的密切相关。

另外，央视的报道中，否定了史前人类直接徒手将行凶的骨器插入“零口姑娘”骨骼中的可能性，甚至于还认为原始弓箭的力量，也不足于造成这种情况，而断言只可能产生于原始的弓弩。谈笑之间，就将中国先人发明弓弩的时间，提高的N年。个人看法，中国先人发明弓弩的时间，还需要考古学发现的证实。但原始先人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今天的人们，而且用动物的角质类制作的武器，它们肯定的要远高于人类骨骼的硬度。因此先人徒手将动物的骨器，插入“零口姑娘”骨骼中的可能不但存在，而且更加的合理。因为就是今天的人类通过一定的训练，也是可以作到的。比如徒手甩针穿越玻璃的表演，就可以充分地解释这个问题。

陕西临潼零口村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史前遗存，经过初步整理，我们以简报形式对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作了报道，同时对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我们的初步认识，认为以零口村二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以零口村遗址作为代表，命名为零口文化[1]，接受同仁们的建议，我们在其后的文章里，更为规范的称之为“零口村文化”。这一文化命名，已经引起了史前考古界广泛关注，目前也产生了一些不同认识。

我个人认为，这些争议的出现是好事不是坏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说明我国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好，这种风气的转机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现在应当步入成熟阶段；其二，说明研究者目光的锐利程度普遍提高，能及时捕捉新资料并据此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三，只有通过的讨论，才能把一些新的资料融入研究课题之中，使人们的辨识能力逐步提高，也许最终能够得到较为接近历史的认识。

面对零口村遗存，对我们来说犹如看到了一本无字天书，如何去释读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历史残卷，如何正确判定其文化性质、确定年代，当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尚需时日，尽快公布发掘收获的途径之一，就是发表发掘简报。

释读之一：发掘简报的编写与阅读

编写田野发掘简报的过程，就是释读发掘资料的过程、研究的过程。编写田野发掘简报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科学性，二是资料性，三是启迪性。

科学性就是把握遗存信息规律的体系性。客观地讲，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考古遗存是无限的，所以，要保证100%的科学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最低的限度只要把握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人为地“参杂使假”就行，但是就这一点，有一些简报并没有做到，其中夹杂了过多的人为因素。譬如，有些简报中的墓葬平面图，明显不是在现场完成，而是在室内加工的，这就彻底违背了科学性的原则。编写的时候要写发掘经过，还要写发掘方法，这样不仅能促进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帮助人们判断失误发生的原因。

资料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部资料的份量不够编写发掘报告，就以简报的形式公布资料，这就要求发表资料尽量完整、全面，即使少写一点文字，也应尽可能地多介绍一些器物，多出一些线图，至少各个类型的遗存都要有代表，不要留上一手，一笔带过、“私吞”遗存，这样有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资料；有一些资料，写简报的人可能认为发表的意义不大，但是不经意地发表出去，也许解决了大问题。第二类就像零口村遗存，准备编写发掘报告，就可以择其要而述之，主要是报道最新收获，当然也要提出初步认识。

启迪性是让人读完简报之后，有所收获、得到启迪，这主要体现在结语部分，能不能就现有的资料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即使您不想研究得更深、更广，还是应该把您所意识到的课题提出来，以诱发读者产生某些想法，甚至有提笔或上机的欲望。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或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或引起学术界不断探讨。

一篇简报如果遵循了上述基本原则，其质量一定不会很差。当然，简报并非千篇一律，编写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简报，还要求有手笔多变性，语言准确性等，就象严文明先生讲的那样，简报要变化着写，每次都不一样。零口村二期遗存简报，便是我们对部分遗存的具体记述和初步释读，至于零口村的简报是否遵循了上述原则，大家可以继续评判。

大凡编写过发掘简报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要编写出一篇自己认为质量上还凑合的简报，要比写一篇学术论文费时、费力得多。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成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它要经过一个发掘、整理、绘图、释读、组稿、查阅相关资料等过程，这一过程所费人力、物力，以及史料意义的持续价值，都远远超过了个人即可完成的一般性学术论文。所以大专家曾告诉我们，考古简报并不比发掘报告好写，写得不好就等于专业破坏。既然一篇简报来之不易，读者在阅读简报时，最起码应该做到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切忌曲解或者误解文中原意，并由此而借题发挥，大发议论。因为正确理解简报是认识遗存、公平讨论的前提，或者叫基础。

譬如，我们在零口村简报中阐述了，“在实际发掘中，发现零口村文化的诸多单位中，白家村文化与零口村文化的遗物有共存现象”，其后重申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共存现象的成因，同时也提醒考古工作者，在以后类似的发掘过程中，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些阐述和提示竟被有的同志理解为“发掘者对这种现象的成因尚存疑惑”[2]，并由此引发了一段所谓晚期地层或遗迹单位含有早期遗物的是常见现象云云。不知道是作者的语言表达有问题，还是读者的理解方式有问题，总的来讲，简报中的阐述及提示信息，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们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发现白家村文化的遗物在零口村文化的层位堆积中，数量上从早到晚呈逐层递减趋势，对这一考古现象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晚期层位包含早期遗物、晚期人类逐层扰动这一个成因层面之上，那是毫无意义的。而在零口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渗入着东边早期遗存如磁山、裴李岗文化文化因素之外，具体到零口村遗存，也接受了白家村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白家村和零口村遗存在地域上大部分是重合的，在年代上有没有存在交叉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地域因素、年代因素、文化因素等等方面，如果反映在人类文化的物质遗留上，会不会也应该有一点蛛丝马迹？零口村文化的居民与白家村文化的居民究竟是何种关系？两者有没有直接见面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是和平相处，还是战争连年？前者取代后者的权力交接过程是和平过渡，还是相互厮杀……，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陶片逐层递减现象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向人们传达一种历史信息——这两种文化存在着时间上的并行发展过程或共时阶段。当然这些只是推测、设想，也许是瞎琢磨，这些设想受启于动物学中的种群更替。在动物学中，一个新种的出现，一般不是在老种生存的晚期，而是在老种生存过程的中期甚至更早一些，只是新种在其初始诞生之时，新的细胞系统所含比例有一个由少向多渐变的过程，新、老种群的替代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量变导致质变。如果说零口村文化在零口遗址与白家村文化有一个并存的过程，那就应该是白家村文化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零口村遗存之内同样孕育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甚或也包括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因素。这在古文化研究中应该带有普遍意义。如果说没有上述可能，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非要将这两种本应有别的遗存硬是扯在一起，附会称为前仰韶。总之，我们意识到这两种文化的替代过程，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对这两种文化的深层探讨，其意义一定会大于探讨问题的本身。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几乎是与大机械在争地盘，工期要求十分紧迫，不容我们有过多的时间去深思，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时，已经是田野工作结束以后的事了，我们希望今后有人遇到类似零口村二期遗存的发掘，田野工作一定做的再仔细一点，争取比我们有更大的理性收获，所以也提了一点建议。这些应该是阐述和提示的初衷之所在吧。即使按照极其常规的方法来阅读这些文字，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别人读完简报之后，理解的与我们的初衷一样，至少不要曲解原文意思，也算我们没有白写。

讲到这里，我倒真的有些“疑惑”了，一个是，不知道关于简报中阐述与提示的含义是否讲清楚了，没有讲到的部分会不会再有误解发生；另一个是，会不会出现原有问题没有说清楚，又有新的曲解重新发生。不管怎样，发生曲解原意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悲哀。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不乏存在先曲解原意或断章取义，再无端指责别人，或用一些大家都懂得的类型学、层位学去教训别人的现象，结果最后走向相互指责、甚至相互谩骂的极端，不过，当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仔细品味之时，往往发现指责别人的人，在真正的考古实践中，做的比别人也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被指责者。这些应该是一个学者忌讳的东西，因为这种游戏方式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的，不符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不管对谁都是有失公允的。

释读之二：原有文化的提纯与归属

要释读零口村遗存，不可回避地要牵扯到白家村文化的提纯问题。原有的白家村文化，其文化概念究竟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史前考古界尚未统一认识的问题。

这一问题最早出现于老官台遗址[3]。老官台遗址的试掘工作起讫于1959年，老官台文化命名于1979年 [4]。今天看来，老官台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状况，应该和零口村有些相近，存在着两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类似于零口村的遗存，另一种就是真正的白家村遗存。老官台遗存在识别之初，是将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放在了一起进行研究的。其实这两种文化遗存应该是两码事，而不是一码事[5]。但是在当时，本区域被确认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只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老官台的发现，无疑与前述两种文化有所区别，考虑到其它与考古学文化命名相关的因素，由此而提出文化命名应该是无可非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遗存发现得越来越多，遗存的真正内涵也随之而清晰化、明朗化，最终有人把老官台文化界定为，“是指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三足和圈足陶器为基本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6]，其后，经过对一些堆积比较单纯的遗址进行发掘，也证明这种文化界定是比较合理的提法。反过来，再用这一文化概念去衡量老官台遗址，问题就出来了。具有戏剧性的是，老官台在文化命名之后，实际存在基因转移问题。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自身是以假圈足为特征的平底器组合，并不是三足器和圈足器，却要作为三足器、圈足器的命名代表，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只能是遗存分期，只好把老官台主体遗存为代表的同类遗存，划归晚期。当人们尚未认识西山坪遗存之前[7]，此说似乎可行，而在甘肃西山坪遗存发现之后，老官台文化的晚期遗存也应有所归属。那么，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应该如何归属，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零口村遗存的发现，终于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最终归宿就是零口村文化。老官台遗址随之失去了文化命名的代表资格[8]，我们在其后的文中尽量避免使用老官台文化一称，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元君庙遗址[9]，以元君庙遗址H406、T414②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应该和H403、H405一类遗存区分开来。

与老官台遗址情况相类似的遗址，比较出名的是宝鸡北首岭遗址。北首岭出名，是因为讨论的比较激烈，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停止下来。探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遗存的定性方面。北首岭遗址的文化堆积略为复杂一些，遗存堆积的具体情况，大体与零口村遗址相仿，既有白家村的，又有零口村的，还有仰韶的。发掘者在对遗存性质的判定和进行文化分期时，不仅没有将零口村一类遗存有效分辨并单独划分出来，而是将该类遗存的一部分划归为早期，“从而模糊了对早期特征的认识和文化性质的判断”，“把早期文化描述成为既不象老官台文化，又不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并由此提出北首岭下层类型的名称，现在知道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类型” [10] 。又将一部分划归到中期，人为造成了一种文化特征的关联性。问题在于，当时的史前考古界已经将三足器、圈足器一类白家村遗存分辨出来，单独称为老官台文化，北首岭却要坚持将此类遗存混判给仰韶文化，这种认识就令人难以接受了。按照这样的分析逻辑和研究模式，如果发现了比已知仰韶文化稍早的或略晚的遗存，就往仰韶上面贴附，中国的文化不就成了大一统了

零口火车站位于零口村十一队村口，火车站坐北朝南，东西长27.5米，南北长27.8米。车站建于1934年，正北的墙壁上镶嵌着汉白玉的车站牌，上书“零口车站”，左首题刻是“民国二十三年”。

该建筑为砖木结构，硬山式房顶、两面坡式屋面。结合当时东西方建筑中的科学、合理、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布局，既有部分中轴对称、廊檐式设计，又有套间设计；内部更是有西式的壁炉、中式的回廊、火道、火墙、水冲式厕所、管道式排水、水泥地板、木吊顶天花板等当时较为先进的各种设施和装修施工手法。据了解,在民国时期冲水式厕所还非常少见。

车站由两个售票室、一个候车室、一个车站广场、一座办公和生活院落组成。零口火车站在民国时期是西安到郑州铁路线上一个重要的站点，后来陇海铁路建设延伸，使得零口火车站废弃，现在还可在车站的东北方看到当时的站台遗址。

搞了二十多年的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各个时代的考古发掘报告也看了不少，但看考古报告而使人落泪，这还是第一次。它，就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临潼零口村》。

1995年冬，考古工作者在西安以东49公里的临潼零口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的一座单人墓葬（考古编号M21），使常年跑野外、挖过许多墓葬的考古人震悚了。

这座墓坑呈圆角长方形，长1.60米，宽0.60米，深0.40米，头骨距地表3.25米。仰身直肢一次葬，头向60°(南偏西)。骨骼保存基本完整，但受到严重的损伤。

尸骨上共有35处损伤，其中骨叉损伤12处，骨笄损伤15处，骨镞损伤2处，致伤物不详的损伤6处。这些损伤分布于颅骨、脊椎骨、盆骨、骶骨及肢骨等许多不同的骨骼、不同的位置、受力于不同的方向。保存在尸骨内的凶器共18件，其中骨叉、骨笄各8件，骨镞2件。

《 魅力科学》周二版《 奇闻天下》。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件千古奇闻，在陕西西安临潼区零口村，考古人员曾经发现过一座数千年前的墓穴，这件事要说在当地也不算新鲜，这陕西本来就是考古大省嘛！可就在专家们按常规方式，处理这次发现时，一个意外让在场的专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座千年古墓：

1984年，西安市至潼关县的高速公路正在紧张施工。当工程进行到临潼区零口村地界时，工人们发现了一些古代遗迹……随即，陕西省考古所派出了考古队，对发现的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这一过程中，考古队除了发现大量陶器骨器外，还发现了几具人类遗骨，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就是这个编号为M21的女性墓主人，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M21，却有着一段动人心魄的经历……

经过专家的估算M21生前身高应该在1.56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阎毓民当时也参与了发掘工作，他回忆说，在清理M21的遗骨时，意外的发现了一些似乎与殡葬器物毫无关系的物品……

随着对骨骼清理工作的深入，更多的箭头以及其它凶器被发现了，其中骨叉8件、骨镞2件、骨笄8件，所有的凶器全部为动物骨骼磨制而成。这些凶器有很多都深深的插在M21的骨骼里，有的甚至已经将脊椎骨贯穿，仅在骨骼上留下的各种明显损伤就有35处。专家推测，M21在下葬时身上的受伤部位至少有上百处！这意味着她的死——很不寻常……

在M21身上发现的骨叉、骨镞、骨笄这些物品，早就被考古专家所熟知，在很多考古现场都发现过类似物品。一直以来，专家们认为，它们不过是古人用来装饰或者狩猎的物品。

而骨笄是作为古代人类的一种装饰品，古代人头发比较长，他们必须把头发盘起来，骨笄就是用来固定盘好的头发的，它应该就是簪子最初形态。骨叉通常是用动物骨骼制成的，而且又很薄，因此不可能做的很长，长度也只有八九厘米，骨叉的一侧或者两侧会有倒钩，最初专家们认为这种用具只是用来捉鱼的，那些倒钩的设计只是为了能够使被叉到的鱼不会再次争脱。

M21的出现打破了专家们对于这些用具的基本认识，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些所谓的“生产工具”了。

不过，目前专家们最想知道的是M21——这个神秘的女性到底生活在什么时代？作为一个女性，她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野蛮的攻击？又是谁无情的攻击了她？她的年龄有多大？在这些问题中，相对比较好判断的就是M21的年龄和她所处的年代。如果知道了这两个信息，就可以根据当时所处年代的文化背景，再结合M21的年龄，推测出最有可能的死亡原因……

主持人：要揭开这其中的谜团，对M21的生活年代和她的年龄做出判断是关键，可说起来容易，一旦真正操作起来，却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难判断的就是她的年龄。专家判断年龄通常通过牙齿的磨损程度，以及骨骼的愈合程度这两个指标综合判定，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春茂。但是，M21恰恰在这两个指标上出现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