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前镇

衙前镇位于萧山区瓜沥新城西端。（瓜沥新城：瓜沥新城是航坞山经济区和萧绍边界区域的区域政治、经济、商贸和居住中心），距萧山城区14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坎赭锁重门，屏藩叠嶂；东西分两浙，吴越通衢”，前人这样记载。104 国道萧山衙前东岳庙旧址、萧绍运河、杭甬铁路、杭金衢高速公路贯穿全境，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8公里，交通便捷。

2019年10月，衙前镇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衙前镇位于 萧山区 瓜沥新城西端。（瓜沥新城：瓜沥新城是航坞山经济区和萧绍边界区域的区域政治、经济、商贸和居住中心），距 萧山城区14公里，区域面积19.8平方公里。

2005年村规模调整后，老区以凤凰村改造为中心，实施“三园两区”建设，已完成凤凰大厦为标志的老区相关改造项目；新区以政府行政大楼为中心，构建行政、商贸、金融、卫生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建设规划。按照布局合理，资源整合的要求，规划调整村行政区域，设立行政村11个，社区2个。

该镇地理位置优越，“坎赭锁重门，屏藩叠嶂；东西分两浙，吴越通衢”，前人这样记载。104国道复线、萧绍运河、杭甬铁路、杭金衢高速公路贯穿全境，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8公里，交通便捷。

衙前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境内有4处省级历史文物，县、镇级历史文物20多处，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1921年9月，爆发的衙前农民运动是我党领导下第一个农民革命运动。衙前农民协会发表的《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部农民革命的行动纲领。

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为萧山区惟一的“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镇历史上人才辈出，古有廉吏朱仲安，近代有 李成虎、 陈晋生等农民运动先驱、资产阶级革命家 朱执信（祖籍衙前翔凤村）

衙前工业发达，产业集聚，规模企业一马当先。全镇600多家企业，其中，亿元企业达17家，平均每百名衙前人就有两家企业，每平方公里年工业产值8亿多元。形成化纤纺织、钢结构两大产业基地，是唯一的“中国化纤名镇”。目前，全镇创省级名牌产品4只，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承担国家级火炬项目1只。

2002年，东南网架集团被建设部命名为“中国钢结构产业基地”，2003年，我镇被中国化纤协会命名为“中国化纤名镇”。2005年，恒逸集团建立了杭州市首个“化纤行业研发中心”。

2006年，全镇新产品产值达1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1%。有两家企业进入全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有四位企业家分别被评为萧山“十五”时期“十大杰出工业企业家”和“十大优秀工业企业家”。恒逸集团董事长邱建林荣获2007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领袖称号。

工业经济再创佳绩。面对宏观调控、资源要素制约，我们狠抓企业自主创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

升经济运行质量，有2家企业被评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有6家企业分别建立省市区各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有3家企业的产品被评为区级名牌，有一批项目被认定为省市区各级科技计划攻关项目，获专利7项，其中一项获发明专利。

兴达布业设计的面料获得中国流行面料入围奖。招商引资进展顺利。全年协议利用外资1408万美元，实到外资825万美元，分别完成计划的117%和100.6%；协议利用内资1.25亿元，实到内资7150万元，分别完成计划的115.7%和104%。

循环经济有力推进。新增清洁生产试点企业2家。全镇日处理工业废水12000吨，其中有8500吨得到回用。有22家企业拆除26台燃煤锅炉，每日使用蒸汽量1000余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降幅超过7.3%。盘活存量取得实效。盘活存量土地155.1亩，新建和改建标准厂房13.3万平方米。特别是原水泥厂区块盘活后，有效地缓解了用地矛盾。

衙前农业经济稳中有升。实现农业总产值1.1亿元，同比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14750元，同比增长10.9%，村级可用资金达到4500万元，同比增长33 %。基本实现粮食种植面积3000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3000亩，苗木种植面积3000亩，水产养殖面积1000亩的“3331”种养格局，并顺利完成国家粮食订购任务。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在原有8家农业企业的基础上，新办农业企业2家，新增农业专业合作社1家。

衙前三产发展态势良好。全镇实现三产销售产值180亿元，同比增长42.8%，三产增加值3.6亿元，同比增长22%。“中纺城”兴商隆市工作进展顺利，一期市场开业率达到90%，投资2000多万元的纺织工业（浙江）纺织产品检测中心正式投入运行，投资2500万元的第二期C区交易中心已开工建设。社区服务取得长足进步，农村连锁超市基本普及。

对于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衙前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建新兴工业重镇，兴历史文化名镇，绘新型人居城镇”的总体目标，全力实施“工业强镇，三产兴镇，新型城镇，文化名镇，和谐立镇”五大战略，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努力紧靠 瓜沥镇成为瓜沥组团副中心。

（2011年普查）

42238人（2017年）。

丧葬

中产人家，步入中年后即预为死者做准备：制寿衣，构寿材等等。及至“寿终正寝”（横死，在外暴死者除外）据习俗先行“送终”之礼。病人气绝后，即以丝绵或纱布等覆死者头面，并将遗体调转方向。迷信谓此举能加速死者“投生”顺产转世。

移尸，长子、幼子分别捧死者头脚，将遗体移至中堂门板上，张挂白布孝帘，布置孝堂。报丧，移尸上堂后，即向亲友报丧。拜忏，人逝当日，丧家即须延请道士至灵前诵经拜忏。入殓，年高长者逝世，一般停3日左右，择单日入殓。出殡，一般年高尊长者停柩三五天后出殡，具体日子还得择定，其要点一是要单日，二是与家长或长子等主要佳人的干支不犯冲。

婚嫁

旧时婚姻，有制腹为婚的习俗，其先决条件是双方皆属亲密友好，且同期怀妊，但虽一时相约，终究心中无底，故入民国后，此俗即已绝迹。贫穷人家，有领童养媳之俗，及所谓的“亲上加亲”，即中表通婚现象，前者往往长成后双方个性不合，难成美满，后者则每见下一代素质降低之显现，而渐弃。寻常人家约定俗成，以托媒联姻为正途，其程序为：

1、托媒：旧时镇、村有热心为人说合婚姻的人，每为中老年男女，俗称媒人、媒婆。他们平时有闲串门、留心各家大官人、大姑娘（即指未婚男青年男女），并记住他们的年龄、生肖。这是他们所掌握的“人才资源”。遇有男女两家年龄、财产、门户相当者，即主动上门游说，从中撮合，但主要的是男家托媒代为物色大姑娘。媒人接受委托后，即到女家说项，待女方家长探明男方家庭和“小官人”（男青年）情况后，媒人再至女方，征得首肯后索回姑娘的“八字贴”（庚贴）。“八字贴”用大红贴写成，四角分别写“X门闺女”四字，中间直行写姑娘诞生的年、月、日、时，共八字。此贴送到男家后，男家将红贴压在灶神前的香炉底下，静观半月内家中有否出现重大不利变故，即占验一个兆头。如半月内平安无事，即认为大吉，男方家长即同自家男孩生辰，持住占星家，要求推合、择日。这合婚择日系古巫遗风，有许多讲究，主要是根据生年属肖有诸多不宜、避忌，如猪羊不能婚配，说“猪配羊，咬断肠”，肖蛇鼠者不宜，说是“蛇拖老鼠”，虎羊相配，说是“羊落虎口”。此外，还有什么“鸡犬不合”、“犯六冲“以及年、月、日的干支犯冲，等等，这些均认为应该避忌。

2、定亲：至解放前几年，农村一般财礼只需10—20石白米，外加2—6坛绍兴老酒，视男家的家业财力而定。财礼商定后，由女方择定定亲吉日，告知男方，男方即出“求贴”。定亲之期确定后，男方即送半数财礼至女方，女方要被筵席宴请族人及亲友，说是“送嫁饭”。定亲后，小官人作为“毛脚女婿”即可由媒人陪带到女家走动，以增进亲情。择日通报婚期，俗称“驼日脚”。吉日由男家择定，至少在6个月前，一般定在初一或月半驼日脚，男方用拜帖形式请媒人送达女家，同时另派人挑去一担高提环的锡壶（共两把），内盛甜酒或红糖水，女家收下后，即将此糖酒分赠邻里亲友，以报喜讯。此后，男家开始积极筹措结婚礼仪财物，准备按日期迎娶新娘。

3、结婚：通常前后要用3天时间。第一天，先设宴待媒，在定亲时未交足的米、酒等财礼请媒人全部送去。是日上午，男家还要人挑一担“开面盘”给女家，示意催女方开脸妆扮做新娘之意。次日，女家开始忙碌。男方是日开始接待亲友宾客，接受贺礼。男家于晚上发轿。花轿到女家，女方却故意在门前横一竹竿，以示阻挡，男方按例出红包才能放行。关于马桶、木桶用俗物，作陪嫁品也颇流行广宽。

娱乐

旧社会衙前逢年过节有看社戏的习俗，有固定的戏台，演出剧种为嵊剧和绍剧，大都为古装。请来的剧团艺术水平粗俗，民国初年以绍兴“滴笃班”、“鹦哥班”、“绍兴大班”为多，这种剧团道具服装简单，不过一二十人组成，演唱时，后台只用鼓板伴唱，故称“滴笃班”；又因演员每到唱词落句时，后台接其尾音拖长声而和之，故又称之为“鹦哥班”。在解放后绝迹。发动青年民兵组织秧歌队，并建“建华”、“凤凰”等业余剧团活跃农村文化生活。80年代初，电视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服饰

旧时（解放前）衙前村民衣着朴素，多为青蓝色土布制的中式短装，上衣多贴袋，男对襟，女斜襟，裤子宽大，无袋无口，穿上后将裤腰叠折围拢，用纱织裤带束之；男人多戴帽，年少的载小毡帽；老年男戏围裙，女戏布褴（围裙的一种，但长得拖地）。富户、士绅上衣改穿长衫、大袍，头戴宽礼帽（俗称铜盆帽），外出拜客时加罩黑色马褂，以示庄重；女子打扮更是艳丽，衣服用料一般是绸缎呢绒。解放后服饰大变，城乡一律盛行中山装、列宁装，戴毡帽和鸭舌布帽，除帽和发型外男女几乎无异。

色彩也见单调，青蓝外装，白色内衣，衣料为卡其、纱卡、斜纹、中平布等，很少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风行草绿色军装，有“全民皆兵”的口号。改革开放后，男女 服饰有别，四季不同，色彩缤纷。用料除传统的丝绸、棉织、毛料外，大量价廉质优的化学纤维物上市，使服装由历来的蔽体、御寒而偏重于装饰、时髦。服饰不仅选料日趋高档，色彩款式日益多样，制作工厂化，价廉物美，丰富多彩的服装不断应市。80年代后期，西装、茄克流行，农村中西装革履的男子，靓装斗艳的妇女已到处可见。

饮食

俗尚节俭，80年代前，衙前人民主食大米只以早稻米为主。农闲时一干二稀；农忙时二干一稀，或上下午增加点心，每煮成拦粥饭，力求节省粮食，故有农谚曰：“三年烂粥饭买条牛”。旧社会在十分节约的情况下，多数农民还是三餐难以保证，不得已常以花草籽、南瓜、番薯、芋艿等掺合着充饥。煮饭前提早淘米，并将预留的冷饭作“娘饭”，以增加大米涨力提高出饭率。每当新麦、新米登场，必将第一次饭食祀灶、祭祖，俗称“尝鲜”。农忙时的“点心”，不过是麦饼、冷饭或杂粮糕团等凑合。

过节待客的点心，才加讲究，主要有年糕、粽子、清明饺、冬至麻团、长寿面等等。至平时家常菜肴更见随便，圆蔬而外，肉蒸蛋、咸鲞蒸鱼已是上等美味，只有富家农户才享受多种煎炒佳肴。民性多嗜酒，喜绍兴黄酒或烧酒，过年时家酿糯米甜酒。久不能常有，平时到镇上进一次茶馆、酒家，必尽兴后才回家。90年代始，饮食结构改变，主食大米选用精白晚粳，很少食粥。鱼肉禽蛋市场供应丰富，过去早餐十分简单，现在讲究营养。孩子上学还给钱到餐店买食各式合口味的馒头、烧饼、油条等早点。

过去晚餐也极草草，现在农村男女大都进入企业，下班回家必操办丰盛的晚餐。饮酒要求酒精含量低度的酒类，啤酒已成为普通饮料，不饮酒的妇女儿童，也要喝点汽水或“可乐”助兴。逢年过节尤求丰盛，鳗鲡、河蟹、海鲜已进入普通民家。衙前少数办企业的富户自备汽车除夕夜则举家入城内大酒店，包厢团聚吃“年夜饭”。近年，更流传“穷人吃肉，富人吃素，老板吃草（野菜）”的俚语，说明饮食趋向清淡了。

住宅

衙前镇辖境有山、水、平原，旧时民宅均择依山、临水、向阳之地而建。一种为砖木结构，另一种为柴扉草屋，以二三间平房为常见，富户则建有台门、前厅、中楼、后园等，或三进、四进，后更宏广，间以回廊，天井、小院、花圃，粉墙黛瓦，“山头”参差。

因临近绍兴石矿，富户常运来石料作房基、山墙、铺天井、砌河埠，以求牢固坚实。一般民居朝南或偏东方向，傍山者择山之阳面，有山难畈、山南村等自然村落，大门、照墙常书“紫气东来”、“南极呈祥”及“福”字等吉语图案。而贫困者一般建“草舍”居住，有“稻桶舍”、“直头舍”、“横头舍”之分。

旧时，村民多聚族而居，巨姓大族，住房多见相联而建，出入共一台门，故有王家台门，周家台门等，田里胡村的周家台门，原有大小楼宇32间，台门内有前厅、中厅和后厅三进，厅间隔天井，两侧有对称侧楼。也有以科举或官衔明明的。如旗杆台门（新发王）、光禄第（沈定一之父曾授光禄大夫，在衙前建庞大私宅，称光禄第）等等。如今，因人口增长，土地有限，各村都统一规划，严格限制建房用地，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向高楼多层次发展。农村中三四层高楼已常见，且多用新材料、新工艺油漆装潢，选用中西新颖式样，饰以玻璃幕墙，琉璃盖顶。

民间建房，请风水先生择向奠基，选黄道吉日破土动工，竖柱上梁，抛上梁馒头，设宴招待亲友庆贺等遗风大多未变。农村中还有许多辟忌，如破土时妇女必须回避，忌门对门、门对弄建房，有人在对门大兴土木犯冲等等。如遇此情况，每书写“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红纸条贴于门旁墙角；也多见在门上方悬米 、镜子、尖刀、蓑衣或八卦图，也有在门前挂红旗等，谓作此可以劈邪。

与建房同时，对打灶事也十分重视。旧时，饮事所用燃料多为柴草，故灶台高大，往往占大半间厨房，大户砌三眼灶，中等以下人家二眼，间钎汤锅，用以利用炊事余势提取问水。一般外锅、中锅烹煮饭菜，里锅煮猪食，碗柜靠壁，大水缸置前，形成划一的割据。

农家节俭，平常饭菜一锅熟（淘米下锅加水，上放蒸架蒸菜，覆以木制高锅盖），待烧到一定时候，火熄气十足，开锅即食，虽是咸菜萝卜，寻常圆蔬，也是甘香开胃，每能拼粗饭三碗。不论何等人家，打灶台必择日定位，灶上必建灶君神龛，贴红纸对联，安灶神马，置香炉烛台，讲究的人家还加以彩绘，前端灶台壁，通常直书“米中用水“四字。四字中间直画相连到底，看似先民图腾的遗迹。90年代后，煤气供应量不断增加，现已进入寻常百姓民宅，故新房已不砌灶台，改用煤气灶具，并引自来水入厨房，撤去大水缸，用洁白瓷砖贴壁、砌水池，厨房设置简洁明快，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家庭

江南民风崇尚大家庭制，旧俗以数世同堂为荣。父母兄弟等几代人住在一起，同食共作，认为是和睦团结，人丁兴旺，光大门庭之气象。倘弟兄闹分家，则被斥为“不孝”；望族或书香门第，更不能容忍。封建官府赐以“五（四）世同堂”匾额褒扬，更助长了这种习尚。旧社会男子地位高于女子，女儿一般不载入家谱，不得继承家产，妇女不得参加祝福等祭祀典礼，日常不得上桌与男人同餐。长幼辈份序列森严，在大家庭中，年高长辈终是家长，掌握着家庭经济和家务的支配权。农村大姓多聚族而居，如南庄王村的王姓，同富村的彭家和凤凰村的曹姓等等，这些村里都建有宗祠，祭祀列祖宗与管教子孙。

族中推举辈份最长，年龄最高，声望教著者为族长，族长具有统领全族的权势，是“族规”的修订，解释、执行者，如族内子孙违规或忤逆，他有权开祠堂门邀族人训话议罚，轻则向祖宗焚香烛跪拜赎罪，重则受尊长鞭笞严惩。大族均有“宗谱”，每隔数十年续修一次，世代保存，其内容包括出处、世系、行传、族规、祭产及祖茔墓地等等，主要是维护封建族权，形成一种宗法体系。

民国年间，民主革命思潮涌动，家长地位动摇，大家庭逐渐解体，经济独立的小家庭增多，除兄弟分家外，也有父子分居的，家庭人口逐渐减少。据调查，民国21年（1932）衙前平均每户4.08人，1982年平均每户3.99人，至1922年降为3.13人，2000年为3.46人。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深入推行，家庭成员继续减少。20世纪末，教养孩子承认，婚配后即分家，已成定势。兄弟分家向由娘舅主持，并宴请族中长辈或亲友议立契约。父子分居则简单得多，一般自然分坎，各立门户，村干部见证。

解放初期，年老无子女者列为“五保户”，由集体负责供养，后转入敬老院，其财产归集体支配。解放后，家中只有女儿者，招女婿入赘为子（女），故已少见旧时饿“过继”（以兄弟姐妹之子，通称“承继”）现象，赘婿和养子（女）有权继承家产，也有赡养岳父母，养父母的责任。赘婿和养子（女）旧时受人歧视，族人排挤，现已为社会承认，受法律保护。

全镇实现工企业总产值329亿元，同比增长30.7 %，其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273亿元，同比增长30.2%，实现工业增加值47.5亿元，同比增长22.6%，实现工企业利润10.5亿元，同比增长18.2%。恒逸集团、东南网架集团、开氏集团、兴惠集团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恒逸集团董事长邱建林荣获2007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领袖称号。企业自主创新加快。全年共投入技改资金7.75亿元，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达到28只，其中列入市级以上重点工业技改项目6只。特别是恒逸集团聚酯装置系列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恒逸”牌涤纶长丝成功创建为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东南网架集团参与资本市场，成为我镇第一家上市企业。有2家企业被评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衙前镇紧紧依靠全镇人民的共同努力，开拓进取，勇于争先，克难攻坚，经受住了各种考验，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省第三，全市、全区第二。

（？——195），字公伟，东汉上虞人，衙前翔凤村朱氏世祖。幼年丧父，靠母贩丝为生。年少时轻财好义，解人急难，并以孝闻名。初为县书佐，后任会稽主簿。太守徐圭推荐为孝廉，升任兰陵县令。灵地光和元年（178）为交州刺吏，以平息叛乱有功，封为都厅侯，后又任谏议大夫。黄巾起义时，各公卿多推荐朱隽有才略，被任命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朗将皇甫蒿镇压颖州、汝南、陈国等地黄巾军，以功进封为西乡侯，升任为镇贼中郎将。后又围攻南阳、赵弘、韩忠、孙夏等黄巾军，任命为右军骑将军，封钱塘侯。时，其母病故，安葬于小山洛思峰南麓，黄巾起义后，朱隽又升任为城门校尉、河南尹。董卓专权时曾发兵讨董卓。后郭汜与李榷 互相攻杀,汉献帝派隽至郭营劝和，被留作人质。隽素刚烈，即日发病，死于郭营中，卜葬于洛思山。其子孙世守不去，自此翔凤村朱氏起家。

（1371——1433），是朱隽第50世孙，朱执信15世祖，祖籍衙前翔凤村。

朱仲安名磐，字仲安，性爱梅，故号梅轩。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仲安中了举人，时年20岁。后由河南巩县儒学训导，常州府武进县主簿，知县而到监察御史，湖广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他“居官廉重，临事必存大体”，因而受到当时皇上的器重。

朱仲安做了16年郡守，回来时，当时百姓多有馈赠，公（朱仲安）一无所受。但为了不辜负百姓美意，朱仲安只携石磨一、石砧一，压装以归。他对3个儿子——用常、用初、用泰说“吾惟留清白以遗子孙，二物所以志也” 。

（1852——1899），字跋惠，又字棣宅,东汉钱塘侯朱隽64世孙，朱执信之父，祖籍衙前翔凤村。年幼时适值太平天国起义，因战乱，由其父带至祖父在广东的任所，自此居家广东番禺县（现属广州市）。因家贫，自19岁起就读于汪谷庵的随山馆。汪谷庵即汪 ,原籍绍兴,是汪精卫的叔父，有名的“绍兴师爷”，曾为刘坤一、裕宽、曾国荃等人的幕僚。他对朱启连的为人、才学、文采非常赏识。当时汪家鼎盛，故招朱启连入门，将次女许配给他为妻。广总督张之洞幕僚。但人小气壮，不到一月因与主人一语不合，既拂袖而去。后专门研究古琴，绝意仕途。光绪二十五年（1899）粤中大疫，朱启连不幸感染病势，终年47岁。著有《棣宅集》四卷，《外集》三卷，《琴说》二卷，《琴谱》若干卷。

（1854——1922），萧山衙前西曹村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衙前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民国10年（1921）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成立时，先为农协委员，又被选为议事员。同年12月27日，军阀政府镇压农民运动时不幸被捕，次年1月24日，在萧山狱中牺牲。

李成虎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岁次甲寅肖虎，故取名成虎。时值太平天国战乱年代，父亲李发早逝，家境十分贫困，他和弟随母亲在讨饭中长大，后于衙前镇西之西曹村落脚，直至30多岁才娶妻成家，38岁生一女儿，以后又生一儿子和女儿。弟无子女，领养一子，兄弟便分家各立门户。家无寸土，长年累月靠租种地主田地、打短工，以及妻子纺土纱、织土布艰苦度强，爱打抱不平。但对乡邻却十分和善，乐于助人，故颇著威望，村里若有什么纠纷，总由他出场排解，群众尊称他为成虎公。

民国10年（1921）4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号玄庐，排行第三，乡人称三先生，后沦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回乡创办衙前农村小学，发动农民运动，支持农民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他在乡里对广大农民进行多次演讲，以“一根麻杆易折断，一捆麻杆就折不断”作比喻，指出，农民要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处境，求得自己的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掠夺。李成虎在沈定一的教育鼓动下，以60多岁的高龄去串联农户，和农民兄弟促膝交谈，一起讨论：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为什么农民做牛做马，却讨饭度日，借债活命？大家只有团结起来，进行减租，才是出路。李成虎在农户中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他们共商成立农民协会的大计。

12月18日，各村农民协会在衙前东岳庙召开联合会，驻绍兴的陆军旅部带兵一连，配合萧山县警察、警备队将东岳庙包围，搜去各村农民协会委员名册，追捕农民协会领导人，封闭农民协会。李成虎仍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了一、二千人参加的抗租抗捐示威。12月27日，萧山县知事庄伦仪，派出便衣密警到李成虎家，将李逮捕，钉镣收监，次年1月24日惨死狱中。李成虎被凌虐致死，终年69岁。

李成虎牺牲后，其弟带领成虎的子女驾船到萧山狱中运回遗体收殓。民国11年（1922）2月1日，李遗体安葬于凤凰山南的山坡上，墓制高大，周围植苍松翠柏，前立墓碑隶书大字“李成虎君墓”，左侧刻有“衙前农民协会委员之一，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害于萧山狱中，其子张保乞尸归葬，沈定一书石”字样。上海共商友谊会闻讯，特派代表童理璋前来祭奠，并在凤凰山立石碑一座，上书“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此后，围绕李墓，修建了东、南、北3条墓道。南墓道隔河面对衙前汽车站，河上建一桥，命名为“成虎桥“，桥旁竖起石坊，上书”李墓南道“，两旁石柱上刻有楹联，一面是“吃苦在我，成功在人”；一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第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坟墓此外更无第二支”。

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中，李墓被平毁，墓碑被移用建造畜牧场。

1983年，萧山县党政部门作出重建李成虎烈士墓的决定。次年10月24日新墓园建成，县领导各界代表到墓地隆重举行了李成虎烈士墓落成暨安葬仪式。

现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被列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萧山尚属首家。

（1878——1922），衙前项家村人，距衙前西约2公里。幼年的陈晋生，头脑灵活，曾入私塾读过几年书，识字，擅口才。他家原住在南面的草漾村，开着一家磨坊，为附近农民加工面粉为业。

民国10年（1921）9月27日，在东岳庙成立衙前农民协会的大会上，被推选为农协会6个委员之一。

农民协会成立后，提出“三折还租”，地主们恨之入骨。是年12月18日，衙前东岳庙召开各地农民协会联合会，绍兴军阀司令部派出载有60名军警的专轮，包围东岳庙，陈就和单夏兰等人一起被捆绑押往绍兴，投入监狱。

陈晋生被捕后，受劲严刑逼供，终不向敌人屈服。后被折磨成重病，官府才同意保释，回家时已是大年三十。此后，家里为筹钱给他治病，先后卖掉15岁的女儿荷姑和12岁的女儿藕姑。但医药无效，不到两月，终于含恨谢世。他的遗体葬于凤凰山北坡，并亲自为他设计一座上尖下方的墓碑，墓碑正面镌刻为“农民陈晋生墓”6个魏体大字；右侧文曰：“陈晋生为农民协会委员之一，民国十年在军警包围中演说被捕入绍兴狱，刑虐致病出狱寻殁。”左侧是：“为群众谋利益而牺牲者。”

（1885——192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理论家。原名大符，字执信，笔名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祖籍衙前翔凤村。清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出生于广东番禺县。

他幼年在家私塾读书，清光绪三十年（1904）以公费生出去日本留学，攻读政法系，三十一年七月加入中国同盟会，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三十二年一月，写成《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段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是我国早期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之一。是年回国后，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等校任教，并秘密策划反清斗争。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辛亥革命，他参加了广东的所有反清活动。宣统末年（1911）四月“黄花岗起义”，他是进攻清政府督署衙门的突击队成员，在激战中负伤，流亡香港。武昌起义后，他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光复广东。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南北和议达成后，被委任为广（州）阳（江）督办和广东审计院院长。民国2年（1913）“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又赴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民国3年，奉命返粤，策划反袁武装斗争。民国4——5年，为讨伐袁世凯，在广州及东菀、阳江、雷州等处，陆续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期间坚持理论宣传活动，揭露袁世凯祸国殃民罪行。在“护法运动”期间，他一直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民国6年7月，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民国7年5月，又随孙中山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民国8年秋至民国9年间，多次到福建与驻扎该地的粤军进行策划，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期间还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并奉命在上海创办《建设》等杂志。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后，给朱执信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撰文予以热情赞颂，并学习俄文，钻研苏俄的革命理论，逐渐认识到来自下层革命群众的力量，认为中国的革命离不开农工和学生，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情赞扬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刻苦牺牲精神。民国9年（1920）夏天，孙中山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6月下旬奉命再次赴广东漳州，敦促驻扎在那里的粤军西进讨桂。稍后，他又不避艰险地赴广东，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伐桂系军事行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9月21日朱执信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不幸被桂系军阀杀害，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

上榜“2018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2019年10月，衙前镇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